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试论汉代经学地主的形成轨迹及其成因

在对中国地主阶级进行阶层研究时,学者们总是按地主的出身为标准把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几类型。这种分类忽视了在中国历史上以知识文化而人仕求财型的地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西汉以来,儒学被称为经学,经学成为人仕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因此,可将文化型地主称之为经学地主。这样一支地主自由汉时代形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本文拟以西汉的经学地主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其在西汉形成的曲折过程和形成的原因。 一、经学地主之概念 从广义来说,经学就是解释阐述儒家经典和传记义理的学问…     

汉代经学研究的可贵收获——评《两汉经学史》

<正>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训释五经为内容的经学就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经学的深刻影响.因而,经学研究理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但多年来,经学研究却很薄弱,这与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地位与影响极不相称.由于经学的历史有二千多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经学内容不断变化.要科学地揭示经学的历史发展,首先应该对各个时代的经学作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对整个经学史作贯通理解的坚实基础,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经学研究中做得尤为不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权才同志所著《两汉经学史》,在经学史的断代研究中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可喜突破.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

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文化为学者们所关注,但于宋初经学言,学者们往往囿于陆游等人之说而将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分成两截.究其实,宋初经学表现为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并行而注疏之学居于统治地位.庆历间,义理之学渐超越注疏之学而成为显学,非仅学术界,且经范仲淹改革而在政治上亦予展现.其因则为:社会危机的刺激、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便利的文化传播与宽松的文化政策等.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一部开拓之作——评《经学辞典》

<正> 中国第一部《经学辞典》(下简称《辞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黄开国、唐永进等一批青年学者历时二年、数易其稿的一部开拓之作。通览全书,可见以下几个特点。一、全而不泛,精而不漏。经学是儒家经典。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千余年,对其经典训释者众多,内容丰富,著述浩繁,且随时势变化,不断有所演变。《辞典》编者力求全面系     

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     

浅论经学和经学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以经学为根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理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不能不研究经学。     

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

辽金元三朝均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三朝与中原文明皆存在一定隔膜,经学基础较为薄弱,就经学成就来讲,的确无法同汉唐两宋比肩。但辽金元经学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其独立品格,尤其是在经史观、夷夏观、道统论、四书六经观等方面,还提出了符合政治、学术情势的新观点,体现出北地经学的独特风貌。可以说,辽金元三代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未缺席。     

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

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经学兼综文史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经世的学术,这是经学的灵魂。也正是由于经学的这种特性,我们理应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经学研究至为“繁难”,无捷径可走,非勤勉读书、刻苦钻研无以得真谛。     

遗民、索隐、经学--潘重规红学的诠释视野

潘重规先生以"遗民"、"索隐"、"经学"三种诠释视野,建立其<红楼梦>论述.此论述不但是其个人学思历程之反映,也反映了其所属之现代中国学术流派,在红学史上自有其特殊地位.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