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运作状况探究——以南宁市A马路劳务市场为例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出现了以农民工与下岗职工为主要组成人员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就业渠道,即马路劳务市场。目前,马路劳务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城市里的一种重要的短工交易平台。笔者对南宁市A马路劳务市场进行了相关研究,进一步认识了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存在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走廊效应”吗?——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其就业选择的计量模型,以验证回流农民工就业是否存在"走廊效应"。研究发现: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廊效应,回流前从事高技能工作者(包含销售和办事人员),回流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降低24.2%,而从事技能型工作的可能性增加26.1%。在城市务工中从事小摊贩或有固定店铺小业主职业者,回流后成为自雇者的概率增加34.3%;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和回流地点对农民工体力劳动类就业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回流地点和居住偏好对其技能型职业选择影响显著,居住偏好、培训状况、家中土地数和回流地点则对自雇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约束研究——基于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倍受政府和学界关注,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层次,而职业层次的提高有赖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技能培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更有机会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较高层次的职业。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暂时性失业或返农农民工的比例达15.53%;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农民工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会因代际、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农民工就业选择决策：“盲目跟风”还是“理性选择”

利用2012-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微观数据，整合27个省区市286个城市不同行业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的选择决策问题。在总结农民工行业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标准Logit和混合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民工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减弱；除了关心工资水平，农民工更倾向选择行业农民工比例较高的行业，即存在农民工择业“盲目跟风”现象；城市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业选择。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分析

利用CHIP2008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两个群体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差异,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歧视程度进行了估算。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25.39%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74.61%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内部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7.81%;二是职业间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25.39%。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不但会给农民工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压力,最终也会对歧视者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发生净损失。     

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1279个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个体融入能力、社会融入条件、政策融入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整体融入情况良好,但还存在相当部分农民工徘徊在融入的边缘,东部较高的生活成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形成"阻力";政策融入支持的拉力最高,拉力效应远大于个体融入能力与社会融入条件形成的拉力.其中,拉力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户籍限制、就业服务满意度、社会保险便利度、社会保障满意度、职业介绍、经济能力、同工不同酬、职位类型、职业培训、保障性住房租用、稳定性、身体能力,农民工对就业公平较为敏感.同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强度、就业歧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具有"阻力".因此,为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建议精准就业服务政策,优化公共产品;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扩大覆盖范围;加快社会制度改革,优化社会环境.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养老地选择的影响

在城乡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养老地的选择是农民工养老的首要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养老资源中不容忽视的资源,其地域性的差异是否会对农民工养老地选择上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论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代次视角分析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养老地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选择与农民工养老地的城乡选择相对应,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拥有更有可能吸引农民工回乡养老,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拥有则增加了农民工留城养老的意愿。而且,社会保障制度与养老地选择相对应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代次差异,农村社会保障只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养老概率,城市社会保障只增加第一代农民工留城养老概率。由此,政府部门在有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剥离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域性、注意农民工的代次差异,并有效利用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就业与职业对农民工侵财型犯罪的影响分析——基于G省1590位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侵财型犯罪日益严重,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难题。通过对G省三大监狱及A市三个行政区抽样调查的1 590个样本进行分析,着重研究农民工就业状况、职业类型与农民工侵财型犯罪之间的关系。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侵财型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歧视性就业政策对农民工的长期影响,从而导致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长期处于失业或无业状态。此外,农民工个体的年龄、收入对是否发生侵财型犯罪行为影响较小。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