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约束研究——基于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倍受政府和学界关注,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层次,而职业层次的提高有赖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技能培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更有机会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较高层次的职业。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技能人才职业胜任力及其与职业满意度关系研究——以铁路行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随着技能人才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职业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职业胜任力向组织和技能人才个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职业生涯管理方式,一方面技能人才可以根据其职业胜任力选择自己的职业路径;另一方面组织可以通过提升技能人才的职业胜任力,提高其工作投入,增强其职业满意度。铁路技能人才作为我国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胜任力包含职业相关技能和知识、职业认同、人际网络、职业探索、寻求职业反馈、自我概念、职业目标设定七个维度,并且对铁路技能人才的职业满意度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中职业认同、人际网络和寻求职业反馈对铁路技能人才职业满意度的预测作用较为显著。     

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了解在读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的现状,探讨不同因素对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的影响,对高校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改革以及教育硕士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高校在读教育硕士展开问卷调查,并将调查数据结果进行数理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在读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良好;个人背景差异对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有一定影响;高阶职业素养和职业价值观对教育硕士职业胜任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价值观对基本职业素养和高阶职业素养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本职业素养对高阶职业素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     

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阶层认同差异,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己的教育程度、务工地区、月工资收入、基本医疗保障状况、社会群体冲突感以及对未来三年生活的预期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显著的影响。要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其社会冲突感并提升其生活预期。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上海市的社会工作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学历、人际关系满意度、工作环境、家人支持度以及人格等因素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本文提出有关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政策建议,以期达到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稳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目的.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暂时性失业或返农农民工的比例达15.53%;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农民工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会因代际、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调查学生样本数据,选取一般多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进城方式和进城上学目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月收入、就业地区和职业,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条件、城里学校老师重视程度等,成为影响农民工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工职业流动,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和重视等政策建议。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可纳入体面劳动的视野进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当前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水平整体偏低,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急需加强,体面劳动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作权利、社会保护、平等就业和社会对话。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社会保护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劳资双方对话实效等是促进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