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是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的难点.研究把上下游政府作为博弈主体,分析上下游利益诉求,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考察长效机制的建设难点、必要条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和上下游的"动态"联系后,能够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保护-补偿"策略的稳定性受上游保护时的损益、下游对上游发展的正向拉动程度、横向转移支付额度、奖惩力度等影响.其次,分析了长效机制的内涵,提出分阶段确定长效机制下补偿标准的思路.最后提出完善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规划、明确央地责任和补偿依据、推动完善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从社会公正的视角

环境影响因素作用于流域生态时具有从上游到下游的单向性,加之上下游地区对流域生态资源做出的贡献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上下游地区在利用流域生态资源上的不公正.从上下游地区付出和收益的情形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既要包括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也要包括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制度和市场两条道路进行就制度而言,应该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和资金来源,并将补偿保证金制度、补偿责任保险制度以及补偿基金制度作为辅助性的制度;就市场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生态使用权交易市场来实现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水源地生态保护外溢生态效益评估研究

流域水源地开展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措施,在优化当地生态环境、涵养水源的同时,还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受益区无须支付成本即可免费享用。从公平发展的角度看,下游需要就这部分效益对上游进行补偿,以弥补其生态保护成本,调动其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从这一视角对水源地外溢的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可以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一定程度上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内容。     

基于社会公平原则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案例研究

以福建省主要流域闽江、九龙江为研究案例,计算了流域上下游城市生态补偿的数额。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则,提出计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以环境损益为基础,根据各区域水资源的权属比例和受益大小,合理分配各区域应承担的投入和应享受的收益比例,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流域生态保护的绩效,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合约的方式确定。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共同决定+条例”:跨省际河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范式研究

赤水河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典型的跨省际河流,它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三省虽多次提起生态治理合作,但源于赤水河流域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致使合作难以开展。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推动下,云贵川三省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方式构建了协同治理的合作基底。通过地方权力的主动行动搭建了“共同决定+条例”的法律框架。这不但成为全国首次的省际跨流域立法协同,还实现了流域治理的准区域法治、制度法定和流域管理体制强化。顶层制度的完善推动流域内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协商沟通机制,形成“协商+科层”的事项处理体系。新生的制度需要持续性地优化,其中协商机制的权威性建设不足、企业主体生态参与方式的欠缺需要通过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优化来解决。     

“成本—效益”法核算生态补偿额度——基于流域上下游产业间视角

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研究由来已久,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近来成为研究重点,虽提出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核算方法与体系。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进行梳理与总结,基于全面性、动态性、力求量化的原则,提出基于流域上下游产业间的"成本—效益"分类核算方法,结合案例对比研究,形成更加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体系。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补偿的适用甄别——以流域生态保护为视角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的背景下,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构建迫在眉睫。现有关于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制度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合理构建。学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机制应发力于对上游地区的机会补偿,然而却不能兼顾流域水质恶化后上下游之间关系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在流域生态保护中厘清补偿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关系。目前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就制度目的与运行机理上表现为广泛的"链接"与"交叉"。当下尚未有任何规章制度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并界定二者之间的制度真空、制度冲突与制度耦合等三种关系。同时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制度依据、制度配置状态角度对两种制度的适用情形、责任序位以及资金的配置使用关系做出合理"区分"。     

水环境严重破坏流域的生态补偿策略研究

针对水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一类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通过建立3种情形下的演化博弈模型,递进地分析这类流域的生态补偿策略。研究发现：建立没有流域政府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证明了流域上下游在生态补偿问题上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修复,不补偿）,该策略显然是无法达到生态修复目标的;引入上级政府参与生态修复,依然无法得到上下游间的理想演化稳定策略（修复,补偿）;假设上级政府既承担生态修复成本又制定约束机制规范上下游的行为,当上游选择“修复”获得的自身收益增加和政府补贴大于其生态修复成本,且下游支付的补偿金额小于政府对其惩罚金额时,则上下游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修复,补偿）。此结果证明：在市场交易模式尚不成熟的当前,由流域政府和下游共同承担的生态补偿模式必将成为水环境严重破坏流域的理想补偿模式。     

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结合昭通渔洞水库水源保护地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了水源地生态补偿主、客体,生态补偿相关方补偿标准的定量研究,探讨了建立渔洞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完善该库区生态补偿的对策与建议,对于解决库区经济发展和水环境生态保护的矛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工业重点产业的选择

"十二五"期间选取合适的重点产业加速发展,是当前江西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江西工业的发展状况为基础,依据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等五个标准,选取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九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确定出LED等产业为江西省工业的重点产业。基于此,江西必须在财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对重点工业产业的发展予以政策扶植,以带动江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农产品主产区,农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现状,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产出效率逐年提高,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也存在产业化水平不高、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差、科技支撑不够等问题。同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如区位优势日显突出,省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规划》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发展方向明确。在此基础上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促进农地流转,二是努力培植农业龙头企业,三是构建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四是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人力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以江西为例

基于江西省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对数回归分析模型研究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配置及人力资源素质、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力度。劳动力资源对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影响重大,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对江西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人力资源素质和技能水平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地方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该模型当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居于第四位;而教育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的影响居后,但是仍然与地区生产总值有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在区域经济的层面上分析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以及人力资源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江西省的人力资源政策方面有所启示。     

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利用AHP和德尔菲技术构建评价模型,并采用2000-2009年的数据对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农业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从影响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层来看,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对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性正效应,10年间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1.1974与1.1083;资源子系统正效应较小,为1.0230;技术子系统保持平稳,为1.001;而生态予系统出现负效应,为0.9772。针对结构性矛盾,提出了改善农业投入结构,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复种指数等政策建议。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问题是当前生态补偿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以水源地为研究主体,运用边际收益分析法对补偿标准的上限与下限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水源地水资源保护中产生的成本和水资源价值分别提出核算思路,由此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成本效益核算的一般框架与方法,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的Logistic模型分析

分析了造成持有天然商品林林权证的农民自主经营权、受益权等权益落实困难的原因,提出通过生态效益补偿解决公共生态效益诉求与个人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基于条件价值法取得的示范点数据资料,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当地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概率与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预测正确率达到67.9%。降低当地农民对种植业的依赖,有助于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保护天然林资源,促进当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反之,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利用（（湖南统计年鉴（2001-2011）》的相关数据,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了湖南2000年来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三大地区来看,Z值由大到小的空间演变基本是湘南一湘西一城市群的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梯度推进,表明湖南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基本相悖;从地级行政区来看,14个市州的Z值以娄底、邵阳、衡阳为中心向四周渐大;P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梯度推进相向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湘西地区具有重要贡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优势产业布局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省最重要的农产品产区,分析区域农业产业优势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利用区位法（LQ）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及内部各行业（种植业、牧业、林业和渔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种植业、牧业、渔业在全省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除南昌、九江、鹰潭3个市区外,大部分县（市、区）的农业在全省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背景区域,通过区位商比较阐明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个县（市、区）农业优势所在。根据农业区位商的结果,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农业产业基础和发展态势,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优势产业布局,即：种植业优势布局（包括优质粮食、油料、棉花素菜等生产基地）、林业优势产业布局（包括果业和茶叶种植基地）、牧业优势产业布局（包括生猪养殖、肉牛和水禽养殖基地）和渔业优势产业,并提出了相关发展对策建议。     

黄土高原沟壑区小流域生态与经济要素演变及相互作用——以陕西省长武县王东沟小流域为例

以黄土高原沟壑区长武县王东沟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治理过程中（1985—2000年）生态与经济要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揭示了治理条件下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演变趋势。通过调整流域农、林、草、果用地比例，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单位面积生产力和流域粮食产量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流域纯收入大幅度增加。表明这一治理模式是成功的。在生态脆弱区，国家投入是当地脱贫致富、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农民脱贫增收是生态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保障；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良性发展的动力。同时发现，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粮食产量低于400公斤是国家进行投入治理的参考线，在保障口粮的基础上，人均收入提高到1000元时，可实现当地群众的自主投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