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错位及其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文化上的完全融入与经济上的非融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状态,并成为该群体各种侵财型、情绪型"创新"性风险行动的根源。因此,通过文化重构与经济提升的方法,纠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使该群体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融入同步,是从源头治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

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具有连续性和过程性特征,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不是农民工初到城市务工就直接形成的,而是在逐渐适应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的城市文化、获得相关权利和地位、建构异质型的社会关系等社会融合行为逐步实现的.文章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考察了社会融合因素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文化融合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最显著,解释力最强,政治融合、互动融合的解释力依次递减,最后基于社会融合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权益救济的冲突与完善——以法院审判与执行实践为视角

对于侵财型犯罪而言,犯罪人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侵犯被害人的财产而获得经济利益,被害人在此类犯罪中遭受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的立法,主要是围绕着追缴赃款赃物以及赔偿经济损失而展开。然而,在诸多现实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往往难以通过法院判决追缴、责令退赔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有效救济,凸显出我国法律的内在缺陷。针对当前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现状,应分析其法律根源,提出完善对策,以期构建有效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益救济制度。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有其主客观的原因,最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为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积极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与培训、加强和改善城市建设,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防控与善治,当前尤其重要.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CSSCI

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零工抑或长工——基于沈阳市的调查

近年来,很多城市出现自发形成的马路劳务市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机制,了解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对城市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沈阳市多个马路劳务市场的零工及其他职业农民工(长工)的调查,获得320份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男性相对女性来说更有可能选择打零工;年龄越大,农民工打零工的概率就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打长工的概率正相关;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选择打零工的概率较高;兼业的农民工会更愿意在农闲时进城打零工;社会关系网成员的数量和职业声望都会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产生影响。     

绿色低碳发展与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综合影响、作用机制与结构性差异。研究表明，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低碳发展通过生产力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作用来实现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技能、东部农民工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从长期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就业歧视分析

由劳动力歧视引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现象。从市场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所受的歧视待遇;从传统思想、市场因素、制度措施等几点试讨论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     

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实证分析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有着重要影响是学界多年来的一个共识。但是,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影响如何?文章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得出,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和企业,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福利、职位升迁与社会流动四个方面影响不大。农民工就业受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在"准进入"门槛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制度的歧视作用在慢慢消解。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对策浅析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农民工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从2008年9月开始,大量农民工因失业而提前返乡,形成了约2000万农民工需要再就业的严峻形势。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等方式,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总结了返乡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分析了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现实意义及困难所在,提出要妥善解决农民工再就业的问题应消除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体制障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转变农民工就业观念等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转变之路径探析

针对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转移就业以及怎样使农民工就业从流动性大、不稳定转变为稳定就业的难题,在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比较分析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之以定量分析,提出了包括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利,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民工素质和技能等促使农民工从流动就业模式向稳定就业模式转变的思路。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佛山市灵活就业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和劳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而相对于具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当前灵活就业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存在诸多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灵活就业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文章通过佛山132个调研数据,在摸清现阶段灵活就业农民医疗保障的现状基础上剖析其存在问题,进而从制度完善、地区转移、保险设计、法律、医疗救助和政策宣传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新一轮“民工荒”下的农民工就业动机新特征

通过分析＂民工潮＂到新一轮＂民工荒＂的发展历程,认为明确农民工的就业动机是解决以农民工结构性短缺为实质的新一轮＂民工荒＂的重要前提。利用＂需求层次论＂、＂公平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的就业动机新特征,认为农民工开始注重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及与城市工人和其他农民工进行比较后的相对报酬所得。并提出政府、企业可以采取满足农民工就业动机的一系列对策,以实现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     

新农村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等16省(市、区）944份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SPSS 19统计软件,分析文化的锚定效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习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最显著,直接影响农民工接受创业教育、技术培训与指导的热情和效果;政策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创业者希望更好地获得金融和政策支持;农村信息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较显著,决定着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来源及效率;农村亲情文化和就业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类似,可以归纳为落叶归根和衣锦还乡的心理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