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理性思考

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在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对象、监督结果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适应宪法监督的世界趋势,我国应建立以宪法法院为监督主体的宪法监督制度,使监督机构专门化;监督职能司法化;监督程序法定化;监督对象明确化;监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性。关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宪法实施体制创新--关于设立宪法实施委员会的思考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是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宪法能否得到实施以及其实施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专门负责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机关。中国现行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此种宪法实施和监督体制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现有的国家机构体系中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机关能够取而代之。因而,为保障宪法能够得到切实遵守与执行,就需要创建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超脱于现有国家机构体系的专司宪法实施保障与监督的机关———宪法实施委员会。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为了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应建立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 ;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 ,使宪法监督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 ;尝试建立有限的宪法诉讼制度 ;加强和改善党对宪法监督工作的领导     

美法宪法监督透视

宪法监督制度是宪法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成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但要从本国实践出发,同时应积极吸取和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保障宪法尊严,审查并纠正违宪行为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可对任何违宪案件进行审理并判决。而欧洲大陆国家往往倾向于在普通司法系统之外另外设立一套宪法监督和诉讼制度,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宪法法院。本文选择了美法这两个极具特色…     

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

人大监督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更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由于人们观念的偏颇和立法对人大监督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人大的监督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大监督工作缺乏可操作性,监督方式存在着程式化和形式化弊端;监督内容也不够全面,阻碍了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提出具体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措施,对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关于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对策的思考

要使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落到实处,关键在于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为此,就必须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建立有限的诉讼制度;建立专门的司宪机构;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优势;充分发挥执政党在宪法实施中的独特作用;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理想选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归根到底就是依宪治国，依法办事，首先应当依宪办事。宪法监督既是宪法适用的一种形式，又是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宪法监督不仅直接实现着宪法，而且还为宪法的有效遵守和以其他方式适用宪法提供了保障。它是人民追求公平、自由、正义的体现，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为此，我国必须健全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与缺陷从我国宪法监督的发展来看，１９５４年我国就确立了由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现行宪法内容中多处规定了宪法监督制度，尤其是把宪法监督机…     

我国人大监督机构设置的基础与构想

我国人大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是完善我国人大制度和充分发挥我国人大监督功能的重要途径,它具有政治合理性、合宪性和现实性,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在我国人大内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预算审批与审计监督委员会和人大监察委员会,以此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功能.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研究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是指在宪法体制内 ,以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为前提 ,而不是在宪法规定之外建立一个新的宪法监督体制。按照这个思路 ,当务之急是根据宪法规定 ,结合我国宪政实践中的经验与做法 ,应当重点考虑的是 ,在我国宪法背景与体制下 ,启动和实施宪法监督机制 ,具体落实宪法已经规定的宪法监督程序 ,这才是加强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基础与首要选择 ,而不是在宪法规定之外设计新的违宪审查制度。具体说 ,切实实施国家权力机构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制度 ,完善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诉讼制度 ,建立宪法申诉制度。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