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

《百拜祈愿文》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多有保存,而且这些写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敦煌写本和收入《甘珠尔》中的《百拜满愿文》相比,敦煌写本P．T98V号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敦煌P．T22号写本类未传至后世。从内容和结构看,《百拜祈愿文》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中将其列为佛经。藏文史书中有关《百拜祈愿文》的传说尚无佐证,应是后世的虚构。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导言

该文系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所著《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导言,讨论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列举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种类,各种文字风格和书写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背景,内容独特,自成一文。     

敦煌西域出土 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相关问题研究

[提要]契约文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献依据。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既是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吐蕃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根据这些契约文书中的交易时间、交易物品、参与人员、签名印证,对契约的概念和称谓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文书是中原契约文书的承袭和沿用,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既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农耕文明、社会经济成就及经济制度的进步,也附载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对于研究当地部落建制和民族构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敦煌古藏文医算卷“人神”喇(bla)禁忌研究

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涉及医算的写卷Pel.Tib.1044和Pel.Chin.3288中都载有"人神"喇(bla)禁忌的内容。前者只是原则性地提到人神禁忌,后者不仅讲了原则,还罗列了每月30日的人神禁忌。对这两个写本做转录、翻译和必要说明,并与敦煌汉文写卷中的人神禁忌内容做比较,对汉、藏文人神禁忌的异同、藏文人神禁忌学说的可能来源以及藏文写卷的历史年代等问题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概要

中华法系中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族演化史相伴而生, 并不局限于藏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也不专指具体的某部成文法典, 而是涵盖上至唐代吐蕃王朝下至涉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律格局和国家法、地方法、宗教法、习惯法交叉调整的规范样式。藏文世俗法典主要有吐蕃时期的吐蕃本土的法规碑文、 敦煌藏文世俗法典文献、《三十六章法典》, 帕木竹巴时期的《十五章法典》, 藏巴王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甘丹颇章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十二章法典》等不同写本文献。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文史籍中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材料之间有相互补兩的作用。这些材料从不同时期、不同个案、 不同教派、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藏文世俗法典制定颁布及实行状况。这些规范是附随历史的脉络递进形成的,在内容上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 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 并在实践中发挥出法律的功能。历史上,藏文世俗法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稳定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涉藏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与周边地区交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     

藏文翻译史上的重要文献——《语合》——附《语合》序与跋的汉译

《语合》是一份有关藏文佛经翻译的文献。全文收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敦煌藏文手写本(残卷)Pt.845号是该书的一部分。 《语合》的全文包括序言、正文和跋三部分。正文是佛教的词语集,全部词目和一部分注释是梵藏对照的(梵文是用藏文字母转写的)。词目从内容上看,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神佛名号的词语,第二部分是有关佛教教义、学说的词语。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包括序言和词语的第一部分;第二卷包括词语的第二部分和跋。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通过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证明某些中原地区的禅宗文献被译成藏文 ,传到了吐蕃 ;有些藏文佛教文献直接译自梵文 ,而非自汉地传入 ,从而推进了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禅宗的研究 ,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     

藏传佛教普巴的历史与崇拜仪式研究

普巴在藏语语境中有橛子、兵器、法器和本尊神等多种含义。文章依据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各种藏文史料,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普巴的历史和传承,并对普巴崇拜产生的普巴羌姆、色拉寺朝拜普巴仪式、普巴护身符等宗教仪式过程进行详细考察,揭示藏传佛教普巴崇拜仪式及其文化内涵。     

百年敦煌藏文文献将秀容面世

一百年前，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希伯和来到敦煌，凭着汉学和多语种的知识，掠走敦煌文献中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古藏文资料。近百年来，珍贵的法藏古藏文文献和英藏古藏文文献在异国的图书馆里悄然酣睡，中国学者难以亲睹其容，只能通过国外发表的部分成果或者微缩胶卷进行艰难的研究。     

解析《赞普五史书》中有关涅赤赞普的传说

《赞普五史书》①是记录吐蕃赞普历史的重要文献,堪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媲美,并成了诸多藏文史籍的原始素材.《赞普五史书》首次向世人提供了吐蕃历史上十位赞普的非正常死亡原因;首次揭示了涅赤赞普并非来自天界,而是出生于波密的一个普通家庭,并透露了这个家庭被当地人当作“独脚鬼”的传说.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评介

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最近出版了。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集)(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收入本集的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片20余幅。论文作者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从事敦煌学研究二三十年的教授,也有近年来专攻敦煌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科学的态度,辨识新旧出土的敦煌叶鲁番文书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解释论证历史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现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简略评介如下: 1.唐长孺教授的力作《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两州府兵》,据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西州府兵的     

敦煌古藏文语义的解释——Lde bu与Lte bu的混淆

说明 日本东京大学山口瑞凤教授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了《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象雄Lde du”的意义,他根据该书中多条资料的语法结构、敬语和写作人的立场等,否定了P·伯希和,A·W·麦克唐纳夫人和G·乌瑞译“Lde bu”为王字的意思,而确定为“在同类许多事物中指出其一”的意义。例如“象雄Lde bu”可译为“象雄那样……。”该文对于研究古藏文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特译为汉文。 一九四○年巴黎出版的《吐蕃古藏文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 fs a L histoire du Tibet(以下简称DTH.)是根据伯希和Pelliot与斯坦因Stein的收     

古藏文札记

藏文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籍记载,藏文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三次改革,但那些记载都失之过简,人们无从了解古代的语言及古文字的风貌。 近几年随着吐蕃时期手卷写本的公布,使我们获得更多更好的研读古代藏文的资料。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和早期藏文的特征,颇有研究价值。人们如果用吐蕃王朝之后,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之对照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     

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藏“霍尔宁搜集品”汉文写本的调查与研究

一、题解敦煌学或敦煌吐鲁番学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各国对于亚洲中部文化遗产(遗址与文物)的发现认识、搜集整理、解读翻译、编目刊布以及运用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其它专门研究的学科。敦煌和吐鲁番作为亚洲中部两处最著名的文化遗址群,产生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文物,因而两处地名被用来命学,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但是当代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早已在空间范围上超越了敦煌、吐鲁番两地而扩展到以新疆、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整个亚洲中部,在时间范围上也突破了敦煌吐鲁番文物的发现年代而上溯到了十九世纪,因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文物也属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收集、研究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初设于1950年,1956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在研究工作方面与原东方学研究所有了分工:原东方学研究所偏重研究现代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语言文学等问题,而列宁格勒分所则更注重对东方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因之,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分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列宁格勒分所对中国民族文献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夏手稿、藏文古籍、突厥文献及敦煌文书上。据不完全统计,该所二十五年中就有专著四百多部、论文二千多篇面世。在西夏文资料研究方面,著名学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