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

韩少功视写作为奔赴精神家园的途径,纵观其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他不断地在学习、创新、运用各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小说作品,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文体探索与世纪初的＂新乡土文学＂,韩少功创作道路发生的转变引导着文学界的思考方向和写作热潮,探析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成为了解其个人和整个文学界发展轨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     

张资平"走红"现象的大众文化考察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张资平在文坛的“走红”现象,会发现其创作的商业化意识、文本的意识形态疏离以及独特的读者构成等是其赢得市场的关键。研究张资平的“走红”,还能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网络文学的兴起与文学创作模式的嬗变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文学网站、网络文学频道及个人文学主页应运而生。它为网络写手、网民中的文学读者、网络文学评论家提供了与传统文学迥异的在线写作、在线阅读、在线评论这种新的文学活动方式和文学活动空间。网络文学蔚然兴起。它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是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 ,实现了从口头文学创作到书面文学创作再到网络文学创作的质的变化     

关于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当前意义

从文学与性别的视角追溯、梳理关于＂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以此来说明＂世界华文女作家丛书＂在当下出版的意义。就女性写作的历史而言,其文学创作受到过歧视甚至是蔑视绝非孤立现象。一般被批评家认为是女性作品的缺点或短处,如果采取一个新的角度,就可以视为恰恰是女性文学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特色。随着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并形成其创作特色,恰恰丰富和更新了已有的文学传统。＂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具有不同的涵义。     

论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市场化倾向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引入注目的市场化倾向,这是受商业化语境、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以及文学创作的多元化的影响而出现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市场化倾向主要是通过作家和出版商表现出来的。作家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或涉足受市场欢迎的题材;出版商通过自己的市场化操作来影响创作,使创作面向市场,同时出版商对作品的包装也起到了对作品迎向市场的进一步“创作”的作用。对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这种市场化倾向,我们要从其特质、出版商的作用以及读者的作用三个方面来认识。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和谐：路遥小说的审美追求

在网络影视喧嚣、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当下,路遥的小说之所以依然深受读者喜爱,与路遥小说创作对和谐的艺术追求密切相关。路遥坚定于＂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的和谐创作观,执着于营造真善美统一的和谐艺术世界。有意识地分析路遥小说创作中蕴含的和谐元素,必定会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启示。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商业文化语境中读者、作者、编者心态

在商业文化语境中艺术生产已归化为商品生产,读者、作者、编者的文学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学写作与读者之间已由原来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转变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出版者则成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读者选择"与"引导消费"成为文艺市场的主要动力.作为消费商品的文学艺术,其最终价值的实现是读者的购买行为."文化工业"时代的读者是平面、浮躁、感观与一次性的.即时的感官消费是他们当下最佳的文化消费状态.这种消费时尚对于作家创作的意义在于读者对于作家与作品的选择.     

当代中国文化消费中身体商品化现象探析

在视觉文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消费中,身体的商品化与各艺术门类的商业化相伴随,成为一个习见的文化现象。＂乌鸦＂等文学现象中所暗含的＂半自传＋情欲文本＂结构,表征了一种文学商业化运作的常见模式,即文学也以＂香车＋美女＂型的组合方式完成了作家身体的商品化。     

论媒介场中文学的发展趋向

当前文学研究中所面对的＂语码危机＂、＂图像霸权＂、＂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等现象几乎都与媒介有一定的关系。在整体场域中重新审视文学所遭遇的存在之痛,在文学＂通变＂的参照系中寻找救赎之途。文字与图像正常的关系应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与对话,以此形成新的文化,文字与图像各有优势,应该成为支撑文化的双翼。文学要能在＂通＂中求＂变＂,＂变＂而不失其＂通＂：一方面创作主体可以通过文学性的坚守或与其他媒介相交通,或满足某些公众或公众的某个阶段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文学阅读主体而言,可以把文学阅读方式向其他媒介扩张,把原本属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概念,扩展到阅读一切符号（包括图像）。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对话与复调——论《拧紧螺丝钉》中悬念的形成

《拧紧螺丝钉》是英美文学史上一部＂迷人＂的小说,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解读出这部复调小说悬念迭出的原因在于：主次文本构成了对话关系且具有内在的未完成性;小说中的人物在进行对话时,听者和说者由于＂概念视野＂的不同,对话语的意义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女主人公在次文本中的回忆性独白使故事本身产生了时空对话,干扰了读者对故事情节产生稳定性看法。     

解读《雨中的猫》的“八分之七”

“看见猫-找猫-想猫-得到猫”是《雨中的猫》看得见的“八分之一”,海明威以凝练的语言、简洁的情节,给读者创造一种意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联想去发掘作品隐匿的“八分之七”,即人物的情感和作品深邃的思想。这种含而不露的笔法是作者“冰山原则”创作理论的完美体现,它扩张了语言的内涵,丰富、朦胧了作品的含义,使读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解读其中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旨和寓意,达到厚积薄发,意到笔不到的艺术神韵。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改革时代的改革小说——重读《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在写作中张洁参考了广大读者的意见,文学批评界的意见,文学编辑的意见。《沉重的翅膀》的题材效应大于其文学价值,但这不等于说《沉重的翅膀》是一篇毫无艺术性可言的作品,《沉重的翅膀》不仅表现了社会的政治斗争,还以作者特有的女性视角表现了人物的家庭生活,融进了作者的个人人生经验,体现了张洁对爱情、命运的深层思考,这使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改革文学的局限。     

《看不见的人》的自我表述语言

为了探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使用问题,并增强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针对美国文学作品《看不见的人》的语言运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白性的自我表述语言的使用,该种语言形式创造了一种独白与对话的艺术氛围,更好地为主人公提供了自我提示、自我阐明、自我确认的自由空间。     

译者主体性之哲学思辨

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从哲学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这对译学研究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理解的历史性”让我们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特质,“期待视野”使译者对翻译策略有多元选择,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介入;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孤立的“占有性”独白,它应体现在与原作者及的语读者共存的平等对话中。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论古代假传的文体特点简

“假传”,即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作手法为器、物作传的文体形式。历代假传作品数量众多,记载对象范围广泛,作品形式呈现系列化的倾向。作为融合了史传、杂传、小说和寓言为一体的文体形式,假传在写作手法上,不仅“以史为戏”,模仿史传的写作模式,而且融入了小说、寓言中夸张、用典、双关等表现手法,形成了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假传通过幽默诙谐的笔墨,寄寓了作者对于自身仕途穷达、道德品行以及社会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展现了作者的创作观念和人生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