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论辛亥时期的国民观

辛亥时期,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革。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国民"取代"臣民",成为政治领域官方的通用话语。时人大体围绕民族精神、国家观念、权利观念、自治精神及宪政观念与宪法意识等范畴,把握国民的内涵。同时针对如何培育国民,提出要注重国民教育,鼓励国民参与政治实践,乃至在革命斗争中塑造国民等主张。这一时期关于国民问题的讨论,具有传播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之特点,不过此时国民观念仍远未深入人心。     

康有为对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吸纳了外国优秀文化的成分,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内涵;从实现国民意识的实践看,由于康有为主张全体国民共奉孔教,这使他似乎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张中其实暗含着国民意识问题最终体现为宗教或信仰问题,而这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在塑造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中所极其欠缺的。     

论孙中山的国民观

孙中山在长期的理论思索和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以共和国体与权利观念为内核的近代国民观念.其国民观念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族精神是其特色、国家观念是其支柱、主人翁思想是其核心、自治观念是其基础、法治观念是其保障、创制精神则是其最高境界.辛亥前后,关于国民观的讨论颇为热烈,其中真正形成体系的还属孙中山的国民观.百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其中的理性思索值得珍视,对今天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仍不失借鉴与启发价值.     

报刊、小说、戏曲——近代社会教育与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

近代以来,女性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生活的变化是与戊戌以来女性国民意识话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报刊、小说、戏曲在开启民智、启发女性国民意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正是在启蒙思想家社会教育构筑的文化话语环境中,女性从为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上升到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和义务,并进一步转变到被有意识地呼吁女性应该享有与男人同样的社会权利,而这正是国民民意识崛起的体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色。     

社会制度对国民精神的塑造——以《乌托邦》为例

国民精神是一国国民所共有的气质品格和精神风貌的总和,是在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其中的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塑造了国民精神并决定其性质。通过对乌托邦中社会制度与国民精神的考察以及对乌托邦的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制度等方面的辨证分析,探索社会制度是怎样塑造国民精神的。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我国现代化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现代化建设起着根本性的、关键性的作用.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国民不仅总体文化程度低,科技人员少,专业管理人员水平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且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较低的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弊端,阻碍着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采取措施,抓好落实,尽快使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较短时期内有一个大的提高,从而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民责任意识与上海中小商人团体力量的集结——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重点

商人的国民意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积极参加罢市斗争,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成功地履行了商人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商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了,为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商人的国民角色,开展国民责任自省,增强了商联会的凝聚力,成为动员中下层商人参与国民大会策进会、发起民治运动、组织储金赎路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工具理性,节省了马路商联会的组织成本,提高了商联会的行动力.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较之上海总商会更为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儒学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确立

中国儒家的伦理规范曾经是日本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国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明治资产阶级政权在国民道德教育中排斥了儒学,却难以实现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初衷。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儒学进入了国民道德教育领域,继之被改造成能与国家主义思想进行合作的儒学,进而通过《教育敕语》确立了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儒学具有完整的道德信条,其丰富的理论概念又对国家主义、神国和皇国观念作出了系统的说明,所以它在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国民幸福的实证研究

在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国民幸福水平的仿真模型,模拟刻画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国民幸福系统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过程。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扩大。     

中日国民的知觉与错知觉——从中日两国国民心理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发展经历许多波折的原因很多,但两国国民之间感情亲近感缺失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而中日国民之间亲近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日双方的不了解和历史偏见.因此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应重点关注和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建国60年艺术学重心位移及国民艺术素养研究

建国60年来艺术学经历了五次重心位移:工农兵的艺术整合、阶级的艺术分疏、人民的艺术启蒙、学者的艺术专业化、国民的.艺术素养.当前艺术学可以实际地成为一种国民艺术素养学,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规律.国民艺术素养是国民接触、分析、评价和处理艺术信息的个体素质和涵养,由媒介素养、形式素养及其他相关素养的总和构成,包括如下五个层面:媒介体认力及感官快适、形式感知力及形式快适、意象体验力及情思快适、蕴藉品味力及心神快适、生活应用素养及身心快适.艺术公赏力可以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新的重心.研究国民艺术素养具有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增印纸币归谁所有？

各国增印的纸币,所有权归谁,在法律是空白,这是不应该的。增印纸币归政府以及银行所有,是完全错误的。增印纸币应当归全体国民所有并且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如果为了处理重大紧急问题而增印纸币,可以暂时不将这些纸币分发给国民,而由政府集中使用,但是,政府必须向国民打借条,然后定期归还,并付利息。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

在长达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当局采取的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社会。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面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与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方法,促进新加坡国民意识的产生。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对新加坡各种族的和谐以及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都起重要的作用。     

想像新国民:民初知识精英的元旦书写

民初(1912-1927),在兼具新年和开国纪念日双重意义的元旦,知识精英的书写充满了对新国民的丰富想像,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新国民的国家认同、品格和责任,其所强调的是,国民只有具备诸如团结、独立、奋斗、良好习惯等品格和为国家的生存发展贡献力量的责任,才是合格的新国民.这一想像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同时又加深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

“国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界出于对新文学的反思,发起对“国民文学”的争论,重点在于对其范畴与内涵的辨析,性别内涵始终未得到重视。“国民思想”是“国民文学”的基础,酝酿生成于近代留学生群体,经历了反清爱国、科学救国、服务国家几个阶段。文章以1920年前后归国的早期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女学生胡彬夏、陈衡哲、刘王立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为对象,从辛亥革命前、民初至五四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时发展中探讨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家国责任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嬗变,总结和评价性别内涵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