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共同体的社会德性：公正和友爱——《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友爱和公正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通过对德性的论述,得出人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除了对节制,勇敢和其他相关个人行为的德性论述外,友爱和公正及其和共同体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讨论最为详细的。这些精深的思想对今天公共共同体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是他的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他强调作为朋友就要共同生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许多朋友。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对朋友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复兴。     

安·兰德与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自爱本质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具体到两者的友爱思想，传统中对亚里士多德利他和兰德利己思想的认识，并不能深入两者友爱思想的实质。兰德与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友爱的自爱本质，但内涵、话语方式和内在逻辑截然相反：兰德强调价值的互换，亚里士多德突出德性的自爱；兰德注重友爱的规则伦理，亚里士多德强调友爱的德性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系，友爱思想体现了两者对人这一本质存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认识，这一认识建构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之上。比较两者友爱思想的差异与联系，分析其合理性与绝对性，认识他们贡献了现代思想的力量，其意义既是学理的，也是现实的。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友爱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政治友爱的性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两大解释传统是分别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理解为基于用益的友爱和德性友爱。本文在分别讨论既有解释的基础上,认为最符合亚里士多德政治友爱范型的是同心,而同心又要求城邦公民须是正派之人。与典范政治友爱最为符合的政体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最后提出的靠祈祷所建立的城邦。由此,政治友爱与城邦所要求的全体公民共同生活相对应,并为实现最终的高贵和幸福生活提供了基础。     

论现代人实现幸福生活的条件

幸福是人类现实生活存在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生活所不断追求的目的和理想。但不同的学者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提出道德学说应是研究如何配享幸福,即研究幸福的合理条件。这里从个人德性的完善和公正的社会制度两方面入手,论述现代人实现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完善的个人德性是实现幸福的内在条件,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外在条件,只有二者统一,人们才能实现幸福。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及其化解路径

友爱是一种德性，具有独特的伦理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友爱的支撑。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并寻求其化解路径。当前，传统纯私德领域的友爱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功利性突显使友爱表现出不稳定，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了友爱的维系。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一条化解危机的有效路径。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论友爱的享有

每个人都要享有友爱,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使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友爱,能够促使我们从个人走向社会,以致获得友爱的实然恩泽.友爱,在亚氏那里蕴含着诸多意义,其大致类型是:有用的、快乐的、善的.西塞罗甚至认为,真正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做个好人是正确的法则,从此你便会长久地享有友爱,并幸福、快乐.     

正义的实现：个体的德性涵育与社会的政治建构--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实现思想

亚里士多德通过批判地继承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正义概念的内涵及其种类,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正义是人的一种守法且讲究平等的完满德性,其实现需要两个途径：一是个体的德性涵育,即个体应该做公正之事,培养公正、大度、友爱德性,过城邦生活;二是社会的政治建构,即社会应该建构一个体现公共利益的优良政体,实行法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幸福问题是主题性的问题,并且与善、德性等问题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在他看来,善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而至善即是幸福,幸福同时又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并且合于理智德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总的来讲,幸福是生活优裕、行为优良的统一,是完满、自足的生活.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中国传统友爱思想溯源

先秦孔子的"三友说"是儒家友爱思想的主要来源。个体德性完善的目标、对"仁爱"的依附以及淡泊的情感方式构成友爱的三个特点。传统社会结构单一及狭隘的人际交往,从总体上制约着友爱的成熟。因此,中国传统友爱思想有着较为独特的发展线索。     

论孔子仁学对幸福的理解

孔子之仁学思想对个人幸福的理解并没有把物欲与德性相对立,也没有否认个人幸福的主体基础和外部社会条件.仁学中对于幸福的获得与评价,是需要通过自我不断的学习过程、对利欲的合理理解以及超越的德性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并且对幸福的体验与获取是一个在人生当下不断践行的过程.这种对幸福的理解并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纯粹德性之福,也并非技术操作意义上对具体生活规则的总结,它是以追求“仁”性为基础的生活之路.或许可以这样说,孔子仁学对于幸福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以仁为内在基础而不断践行的生命过程,它既给予人超越的魅力,又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卢梭的幸福哲学

在卢梭的伦理思想中,幸福观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卢梭认为幸福就在我们自身,它和知识无关,也与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即自爱、怜悯和善的生活。只要按照人自身具有的这三种本性生活,就一定会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卢梭的幸福哲学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在通向存在问题的探究之旅中,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重要灵感源泉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在不同层次上赋予了"友爱"以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哲学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体现为两个为智慧或存在所吸引的有德之人,通过分享思想与语言,一起走向最高智慧或完满纯粹的存在。不过,在爱智者与智慧之间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友爱伦理的,因为完全自足、自在而永恒的神"不需要朋友"。对海德格尔来说,在其前期此在诠释学或基础存在论中,由于那种"能够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的朋友构成了每一有限性此在去本真存在的重要保障,所以,以"去存在"作为本质特征的诸人类个体之间的友爱仍然是值得向往的。而中晚期则更多地设想了一种此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友爱形态,并且这种友爱对于诸此在个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具有一种奠基性意义。至于伽达默尔,在并用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并且努力与后者保持一定距离过程中,更为坚决而明确地捍卫了友爱在人类存在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的极端重要性。即正是在一种善意的、互动的、交谈性的友爱生活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促进和丰富那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自我理解,才有可能不断地确认、更新和扩展我们人类的自我存在以及对其他存在者的理解和把握。当然,三位思想家对于哲学友爱的思考也是与人的有限性、理性和语言等其他重要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从而也使得各自"哲学的友爱"之观念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论荀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

在德性幸福的主体之维上,荀子更多地把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君子人格作为幸福的主体,由成人之道塑造德性人格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规范之维上,荀子更加重视外在的礼乐制度的功能,强调通过礼乐对大众的行为矫正、情欲调节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实践之维上,荀子具体地提出了"积善"、"注错"等可操作的道德实践,由切实可行的道德活动锤炼德性、实现幸福。主体之维、规范之维、实践之维以"成人"为中心构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德性人格与德性幸福内在相通。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亚里士多德“幸福”之可能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其中他的幸福观是其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他把“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幸福在于德性,实践性的现实活动;指出中道原则在实现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太理想化、圣化。不过,其幸福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