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复兴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影响

宗族,即“同宗同族之人”,是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若干家庭所组成的家族。千百年来,我国小农经济导致了农民保守、自私、狭隘的群体性格。宗族在这种氛围中,逐渐走向凝固、走向封闭。八十年代以来,宗族活动重又兴起,并且迅速发展。在广大农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与基层行政--以河南省何营村为例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虽然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但家族传统势力并没有很快销声匿迹 ,而是随着实行家庭承包制和意识形态有所松动而萌动。通过若干家庭所形成的家族势力内在的产生了家族的社会权力 ,必然对基层行政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何营农村的调查 ,归纳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对基层行政的影响来说明这一问题。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     

用历史主义原则认识中国家族文化现象

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今中国仍客观存在。我们应用历史主义原则 ,从客观实际出发 ,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正确认识这种文化现象。家族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血缘关系网络一直存在决定着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自主经营与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滞后以及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 ,为家族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家族文化给社会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双重影响 ,对其应加以正确引导 ,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迄今为止，家族势力仍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     

略论家庭美育的地位及其实施途径

略论家庭美育的地位及其实施途径汤文进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构成基础，是一个人生活的基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家庭总是与亲切、温暖、舒适、安全、愉快、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等积极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这种特性，使家庭生活富于情感性...     

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剖析与保障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的权力,家族被认为是政治和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家族的核心而对国家负责。到了现代社会,家庭自治权仍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单元的家庭得以良好存在的基础和灵魂,也是在逻辑上充分发挥家庭这一社会单元活力的必然要求。那么,分析传统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和回顾反思近代家庭自治制度的发展历史,对完善现代社会家庭管理制度和减少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的干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     

家族文化与现代化

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探讨无疑可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十分典型的层面.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行为、功能、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其中的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家族文化不同于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自家庭产生时起便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而家族文化则具有时空上的特殊性,仅存在于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因此有人认为,象中国历史上那样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或其他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传统性别文化的生成背景探析及其对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各种观念形态或物质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系统。任何类型的文化总是生成在一定类型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大陆性地理环境，“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传统文化的生成土壤，即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与情境。     

著姓望族的历史与区域文化研究 ──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里，人与家庭是以家族或宗族的形式而存在的，因此，宗法家族组织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姓氏家族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华文化赖以积累、传承的基本细胞，从这一角度看，要对某一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进行史的研究，剖析该地区家族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那些在当地声名显赫、雄踞一方的望族的发展、演变与盛衰，就成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程。上海学者吴仁安新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出版，以下简称《望族》），正是这样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对于中国传统家族教育的资源评估与文化解读——党明德主编《中国家族教育》简评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家族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的基层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家族社会被贴上了落伍的标签,“落伍”必然就需要被“拯救”。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党明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一书,对古代的家族社会进行了解读。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首位老师是母亲,最早的教育环境是家族,每一个人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家族是同一血缘的若干家庭的组合体,在古代的中国,家族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和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家族教育中所采用的环境熏陶、因材施教等方法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启示…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以股份制为载体推进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融合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融合发展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提出而产生的必然要求，不搞市场经济，就无须融合发展。以我们较为熟悉的几种经济形态看：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其资本需求量极小，以家庭为单位即可分散运行；封建经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行操作的经济，与之相应的是独立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是以权力指令指挥资源配置的经济，由于权力只能在一定的系统内生效；故而其必然是封闭的"条块经济"。上述经济运行状态均无须经济单元间的融合；完全可以自行运营发展。市场经济则是在平等交换、合作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