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丁文江——“中国赫胥黎”

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过一场名为“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大论战。论战中,“科学派”的一员主将就是丁文江。这场论战,以弘扬科学为宗旨,通过一系列辩论,树立了科学在人们心里的“无上尊严的地位”。在论战中,丁文江以极大的热情撰文作论,批驳“玄派”的观点,对科学、人生观、信仰和宗教等种种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赢得了“中国的赫胥黎”的称誉。正是这位丁文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是一位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少年立志,万里求学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1887年,1936年在进行地质考察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经抢救…     

有关席勒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几个问题——和徐缉熙同志商榷

徐缉熙同志在《“创作方法”是一个科学概念吗?》一文里,有一小节论述席勒和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笔者认为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阐述美学见解与探讨创作方法并不矛盾徐缉熙同志认为:“席勒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进行当时所谓的‘古典诗’(古典主义)和‘浪漫诗’(浪漫主义)的论战。论战双方都不是在争论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而是涉及哲学和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诗同自然亦即文艺同生活的关系问题。……不管怎样,席勒在上述文章中是在阐述他的     

“科玄论战”之社会因素分析——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分析与印证

对"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或主要论点的正确性探因,就为分析论战中的社会因素提供了可行必要性。科学万能论思潮是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而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是论战中抹不去的色彩,学习西方科学的普遍愿望是科学派取胜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矫枉过正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纯粹的学术争论如果因社会因素而进入了文化领域,学术权威就会大打折扣;不同学科都有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社会不可进行推崇或压制;或许,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为从新的视角进一步分析论战提供了可行性。     

《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

怎样评价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史学界存在着明显的分岐。《民报》是革命派的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则是立宪派的喉舌,1905——1907年间,两报就当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场大论战,也许会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进一步了解两派之间的对立与联系。 一 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权?这是全部论战的中心。立宪派认为,“国体无善     

胡适与科玄论战

本文阐述了1923年中国思想界科玄论战的基本情况和特殊性质,着重探讨了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思想闻向和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胡适实验主义哲学观和世界主义文化观决定他必然站在科学派立场上,既反对玄学派,又拒弃唯物史观派。他先后向玄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励、梁启超挑战,推崇科学派押阵老将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现”,摒弃了陈独秀的经济决定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江伟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有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其论著所代表的观点，可以把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用玄学来解决...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     

反思关于克隆人问题的讨论

对克隆人问题进行讨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要不要克隆人"的问题,国内学界有赞成派与反对派之争.本文在对两派的观点和论战过程加以综括之后,对这场论战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势以及将来的前景,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论.     

反思关于克隆人问题的讨论

对克隆人问题进行讨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要不要克隆人”的问题国内学界有赞成派与反对派之争，在对两派的观点和论战过程加以纵括之后，对这场论战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势以及将来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论。     

反思关于克隆人问题的讨论

对克隆人问题进行讨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要不要克隆人”的问题，国内学界有赞成派与反对派之争，在对两派的观点和论战过程加以纵括之后，对这场论战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势以及将来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论。     

科学斗士的文学禀赋——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论略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一个兴趣广泛而又才华横溢的人。他不仅是捍卫科学真理的斗士,也是一位充满才情的具有极高文学禀赋的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以能用犀利生动的语言发表演说和撰写科学论著而展现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矛盾论》与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

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主要是在艾思奇派和叶青派之间展开的。这一论战,可以说是苏联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在国际上的扩展和深入。李达曾将西洛可夫的著作当作清算自己过去受德波林学派影响的根据。艾思奇则把米丁的著作看作是判断正误的标准和批判叶青的照妖镜。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下）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