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两封信的评价

本文只介绍陈独秀于1924年7月和9月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对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狈秀这个时期的思想以及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的责任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两封信的主要内容第一封信是陈独秀干1924年7月13日在．L海写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的“秘密’信件。维经斯基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他回国前在北京曾给陈独秀写过信,回国后又从莫斯科发来电报。陈独秀在收到信和电报之后写给维经斯基一封500多字的短信。第二封信是陈独秀在尚未收到维经斯基的回信再次于同年9月7日写的仍是一封“秘密”信件。这封信…     

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鲍罗廷和蒋介石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苏联政府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顾问.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与政治态度的变化,鲍罗廷也由扶蒋到疑蒋,又由疑蒋到反蒋。      

中国国民党同共产国际早期关系初探

一、孙中山和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前就有了联系,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共产国际成立后,不断派出自己的代表同中国国民党联络。这些代表经过考察,正确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帮助孙中山同苏俄结盟,推行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战略。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发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正式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策略思想。会后,列宁派魏金斯基为驻中国代表,以同孙中山联系。同年11月,经陈独秀介绍,魏金     

张太雷与鲍罗廷

本文根据20年代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这一历史史实,从多角度展示了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展示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共产国际、苏联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创办一所革命的政治学校，苏联顾问鲍罗廷直接参与了军校的筹建；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帮助，使学校渡过了初创时期的难关；黄埔军校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出色的政治教育工作，都深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     

维经斯基来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长久以来，史学界对于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研究资料比较匮乏，而作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 表，维经斯基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增强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方面的作用不 容忽视，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     

谢持政治主张的是与非——关于国民党上海二大"宣言"与"西山会议派"的政治立场

谢持的政治主张,一开始就遭致各方面的压力和曲解,后被简单地划分为国民党内左右翼的分野和权力对抗。其实,谢持起草的反对苏俄操纵中国的国民党上海二大《宣言》及其“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主流观点。后人简单地以“清共”和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张来取代、否定谢持等人的政治主张,是不公允的,而且也掩盖了事实真相。谢持真正抵制与反对的,是马林、鲍罗廷等人推行的激化矛盾和充满危机的所谓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合作”。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的实际时间和次数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国民大革命期间,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曾多次来华工作。但关于其这一时期来华的时间、次数、活动内容等情况,至今仍不甚明了,且目前尚未见有文做过系统的介绍。针对这一情况,本文通过研究认为,维经斯基先后共五次来华工作,其中1923年11月并未到中国来,1924年来过两次,1925年是7月份到中国来的。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