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合作”形式论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形式,这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并且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利的形式。事实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同“党内合作”形式无关。     

论李大钊的“党内合作”思想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坚决支持采取“党内合作刀的形式,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党内合作”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时期的特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澄清对“党内合作”的疑虑,是有重大意义的。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张玉玲第一次国共合作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却经历了一段曲折。中共＂二大＂提出联合战线即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策略方针，旋即中共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又确定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试论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但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国际的错误，也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再论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 ,重新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是非常必要的。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它是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而非“最好形式” ;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在“病态”中维持 ,在主观上共产国际的“坚持”和在“挤柠檬汁”理论指导下采取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是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合作的历史阶段性 ,不应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破裂的个人责任     

试论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曾推动国民革命的兴起、发展直至高潮,但史学界却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褒贬不一。目前就这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国内学者大多注重从共产国际、中共以及国共合作历程方面研究这一课题,相对来讲对党内合作方式首倡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缺乏。为此,本文试图就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作粗浅探讨,以期为深入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这一课题作有益的尝试。     

十年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研究评述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是国共关系领域的重要层面。近十年来 ,学术界主要在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研究、国共党内合作成因、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三角关系、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中共运用“党内合作”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等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并透示出今后的研究趋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陈独秀与蒋介石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陈独秀与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使国共两党的命运迥然不同。本文拟就陈独秀与蒋介石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异同作粗浅探讨。１在党内合作形式上，陈独秀起初坚决反对而后在共产国际威严的感召下才表示赞同，继...     

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探析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非常活跃。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有必要建设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图书馆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为重点学科和专业研究进行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先例，对提高图书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中国革命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提出,是党对中国革命思想政治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正确方向.     

论“两个务必”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夜,面对取得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深刻阐述了怎样执政、为谁执政的问题。“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历史实践证明,坚持“两个务必”是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思想保证,是我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     

作为执政思想的“以民为本”

考察中国＂以民为本＂执政思想的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被动天命观、基于主动天命观的民本执政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等3个历史阶段。通过基于主动天命观的出现解析了民本执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通过＂天命-民本＂的矛盾运动,解析了基于主动天命观的民本执政思想的没落;通过中国共产党民本执政探索的4个阶段分析,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民本执政思想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植根于代表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的工人阶级立场,植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志的断言。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瞿秋白提出的＂历史的工具＂论这一命题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章陆续发表。从这一命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价值看,显然还有待深化研究。     

中国“新大学”的兴起、发展与未来走向——从“新大学”概念谈起

中国“新大学”,特指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以来,面向基层,面向一线,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在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进程中设置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中国“新大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以“城市大学”为其先声;发展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以90年代中期以来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为其圭臬。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征程中,中国“新大学”的未来将呈现出致力于内涵提升、构建区域性合作联盟、校地互动合作、建设应用型品牌大学等发展趋势。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提出的依据及实现的途径

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报告，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而探讨生态文明形成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途径，对理解和落实十七大报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分析。他在党内首先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并科学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总结,强调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强调党的自身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重要性。     

马克思“人的自由个性”思想寻踪

马克思确有“自由个性”思想,其“人的自由个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这三个阶段是：（1830．10—1835．9）是马克思激情理想主义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神学视野“人的本性”思想影响下表达了朴素的“个性”观念;（1835．10—1843．3）是马克思理性主义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理性主义视野下表达了对人的“本质”和“自我意识能动自由”的思考;（1843．3～1883．3）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现实主义的情绪下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做了全面的思考,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作了详尽全面的分析。     

论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义利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本质内涵在义利关系上的凸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义利关系上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本质要求在义利关系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在义利关系上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