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文学中知识者的形象

一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自觉缔造者和敏感承受者,文化内部的破裂崩溃、外部文化的撞击、交融,所有这些矛盾冲突最集中不过地在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鲜明的印痕,这个“形象史”的描述载体就是文学。一个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时代知识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２０世纪初,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生的苦闷”、“死的苦闷”、“性的苦闷”、“孤独感”,就成了这时知识分子的基本色调。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文学,标志着一个新开端,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种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不仅是觉悟…     

论郭沫若与五四知识者的生存文化观念

<正> 对于五四时代的知识者来说,他们感受最深、要求最强烈的是什么?思想的自由、人生的解放,等等,人们做过许多辉煌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一代刚从旧的家庭旧的文化氛围中突围出来的知识者来说,生存问题是围绕着他们、折磨着他们、使他们思虑重重、凝神关注的一个问题。鲁迅在谈到那时代人们的使命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极为真实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在五四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五四时期“职教救国”思想新评

五四时期,职教社提出了“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它的内涵是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使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以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这些思想都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五四”运动中天津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救国活动

天津自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相继传入,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依仗政治军事侵略势力,购地建堂,招纳中国教徒。不久,便形成了一股教会势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一般都把外国教堂视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象征,因而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非常仇视,对信奉外来宗教的中国教徒亦十分憎恨,贬称为“二毛子”.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列强之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历史隔阂与敌对情绪.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教徒都是贫苦而善良的劳动群众.他们尽管信奉外来宗教,但却依然保持着一颗热恋祖邦故土的真诚爱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重评“教育救国”论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精辟地说明了教育在我国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反观历史,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教育救国”论被视为骑墙的灰色的改良主义思想而遭到了持久的批评,甚至作了全盘否定。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有必要重新认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合理内核。     

“坚忍奉公 力学爱国”──浅析陈天华的爱国思想

陈天华是近代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随着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认识的逐渐加深，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反帝爱国到反清革命的发展过程。他“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象邹容的《革命军》一样，起了震聋发聩的时代号角的作用。他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在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一）陈天华成长的时代，正是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虽也痛恨满洲贵族曾…     

对城市的向往与对乡村的依恋——论五四时期知识者的精神痛苦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的一个积极效应是城市的兴起。五四以后,城市一度呈现某些经济繁荣,四面八方的知识者从这里看到了希望之光,于是他们一齐涌向城市,寻找新理想的动力,寻找新的生活环境。本文试图对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形态下的五四知识者的精神痛苦作一些探究。     

论五四时期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

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对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论战的研究。这些论战的实质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改造,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展开的。关于如何解决劳动问题,也是当时论战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多少年来却未被重视。     

“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

“五四”与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成就最大的两个时期,二者之间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五四”时期,汉语刚刚经历剧烈的语言转型,难免有粗糙、混杂之弊。新时期的文学语言有两个明显进步：首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与协调,汉语克服了早期语言的混杂与生涩,充分显示了融合与成熟。其次,与现代30年文学语言整体的朴素与平实相比,莫言、苏童、林白等作家创造了绚烂与富丽等多种语言风格。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高举“五四”爱国旗帜把建设改革推向前进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70周年。70年前,由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发起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和广大民众为拯救国家,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五四”运动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还在于它是一次伟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沈家本“法律救国论”探析

沈家本修律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法律救国,这与沈家本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其法律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改革旧律、接轨西律以收回治外法权和引入西方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促进中国近代化两个方面。     

论“五四”感伤散文

“五四”时期散文的成就及其划时代的意义是公认的。在那个时代，“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多种体制的散文，冰心、朱自清的美文小品历来受人推崇。但鲁迅“五四”时期的散文主要侧重于社会批评，缺少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剖析，其意义主要在其思想性；冰心、朱自清的美文小品更多地承继了古代抒情散文“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其主要功绩在于打破了当时旧文学维护者“美文不能用白话”的断言。可以说，二者均没有形成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代散文美学的强大冲击，而这正是衡量一个时期散文创新程度，特别…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