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轩与《耨经庐诗集》

王轩是晚清山西籍著名作家、学者和文人,《耨经庐诗集》是其主要著作之一。考其版本,主要有＂耨经室＂与＂耨经庐＂两个系统,其中耨经室系统存世不全,而耨经庐虽存世稀少,但保存较为完整。     

中原最早的经像一体石刻——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法华观音经像考辨

新发现的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法华经像,是中国汉地最早的经、像一体的石刻,也是最早的《法华经》经文石刻,并且是至今仅见的、无定相的线刻观音,对研究中国佛教早期刻经、观音信仰以及北魏风俗民情,均具有重大意义。它的历史价值在此,学术价值亦在于此。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黄庭经》是宋代颇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陆游与道教关系密切,道学修养深厚,《黄庭经》对其影响相当深刻。我们从陆游的诗文中发现,陆游对《黄庭经》是了解和熟悉的。从陆游的养生思想、生活心态、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可看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仁王般若经》的汉译及其“疑伪”之争

《仁王般若经》"疑伪"的说法,其来有自。在梁代此经已经有来历莫辨的困境。但是,应该充分注意的是,此处所言为"疑经"而非"伪经"。从僧祐将之编入"失译录"来看,关于此经当时最为苦恼的是不知译者。隋法经在《众经目录》中将《仁王经》列入"疑惑录",法经看到的《经录》记载《仁王经》二卷为"竺法护译";法经看到的实物《仁王般若经》在经首又有"罗什撰集佛语"的题名。《历代三宝纪》根据新的资料作了记载,肯定了此前《仁王经》有三次翻译。费长房的记载得到后世经录学家的普遍认同,唐代的智昇并且直接否定了法经的说法。智昇所说的《仁王般若经》"翻译有源"就是以费长房的记载为依据的。通过对于隋唐经录关于此经的记载的分析研究,认定《仁王般若经》并非"疑伪经",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等先后四次翻译《仁王般若经》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频那夜迦经》考补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在20世纪末被误断为《大悲经》。本文纠正这个错误,同时提供经文现存部分的全文汉译,并指出元代刊刻的河西字《大藏经》存在版端经题与正文内容不符的现象,《频那夜迦经》的版端经题“大悲经”实际上是宋法护译《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的省称。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瑞光塔发现咸平本《大随求陁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苏州市瑞光塔发现了一张北宋咸平四年(公元一○○一年)刻本的《大随求陋罗尼》经。许鸣岐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期《文物》上发表了《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一文,认定此经为北宋咸平四年杭州刻本。许文说:“刻印《陀罗尼》经咒(汉文)皮纸的产地:经咒是北宋初在杭州刻印的。当时杭州盛产皮料纸,故经咒所用皮纸,应是当地所产。”笔者对此经初步研究,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为了论证此经是苏州刻本,先把此经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目连故事流播研究四题

通过版本比对和梳理相关佛教伪经史料,可以确认张祜嘲笑白居易《长恨歌》的用语不是“目连变”,而是“目连经”;而《东京梦华录》所说“尊胜目连经”,实指《尊胜经》和《目连经》,其“目连经救母杂剧”之“目连经”实指《佛说目连救母经》。此外,宋元以来的禅宗语录,也是检讨目连故事传播及目连文化生成史的重要宝库,很值得深入挖掘。     

庐山佛经翻译初考

庐山东林寺由于慧远主持之力,在西域求法和佛经翻译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时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之一。庐山经录不仅是当时佛教翻译的记录,还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庐山经录开创了断代经录的先河,在我国佛教史和目录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述评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这首先表现在论著数量日益增加,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其次是突破“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注重公羊经权思想文本的解读,探寻其内在思想理路、特质和价值;再次是研究方法多样化,不断拓展公羊经权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与孔孟和宋明相比,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较为薄弱,“问题意识”不突出,借鉴价值尚无发掘等。     

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

《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亦即所谓疑伪经.日本古写经中的《清净法行经》和《毗罗三昧经》为《大灌顶经》的证伪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兴圣寺写经《大灌顶经》卷一前之所以抄《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度星经》),是出于与《大灌顶经》佛教仪式互补的需要.     

玄奘归朝以前中国佛教的种姓(性)说——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为中心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北凉昙无谶(385-433)翻译《菩萨地持经》之后,中国佛教是如何理解种姓学说这一问题。要探讨该问题,需要注意其与菩萨修行的阶位说之间的关系。阶位说是中国佛教中非常重要的学説。中国成立的疑经《仁王经》与《菩萨璎珞本业经》在四十二位的基础上加入了"十信",变为五十二位。《璎珞本业经》将《地持经》所説的"习种性·性种性"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以上"分别对应结合,并将习种性和性种性的可达到范围对应于一切众生。《璎珞本业经》虽然利用了《地持经》的种性说,却将其与菩萨阶位说结合,弱化性种性的先天本有性,否定不能成佛的种姓(性)的存在,与《地持经》的本意产生乖离。值得注意的是,《璎珞本业经》的这种种姓(性)说在中国自古虽有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质疑,但在玄奘归朝以前的中国佛教中,却属于对种姓思想的主流认知。这也反映了中印两国通过佛教交流中对同一概念理解的差异。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和鸿东巴经抄本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将图书馆藏东巴经图片发布在官方网站上,这批东巴经大部分版本较老、品相较好、书写流畅、字体优美、插图惟妙惟肖,是东巴经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中有一部分经书是清末丽江白沙的大东巴和鸿抄写的,通过对哈佛藏和鸿东巴经抄本跋语的解读推测出和鸿的生年及和鸿抄本的抄写时代,并对和鸿抄本的经书封面装帧、书写风格、跋语等方面进行解读,以期了解白沙东巴经的基本面貌。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