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法治思想探源

南宋末期和元朝后期“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和传播，实属历经社会逐渐稳定繁荣时期到社会危机时期的这样一个历史变革中的应运而生之学。皇权和儒生们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都带有应用和解决其统治现实的功利需求因素。程朱理学的崛起，和宋元两朝皇家贵戚的极力推崇直接相关，传播则直接与元朝开辟的新科举形式相关。所以，程朱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根源于皇朝“礼治”、“德治”和“法治”实际需要，其蕴含的法治内涵及功能十分突显。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证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治思想对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对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阐述了程朱理学“礼法合一，德刑兼治”的法治思想特征以及对当今加强道德修养和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编者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培育路径探析

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人才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本文提出了大学生价值观内化培育路径的三个目标层次,指出了其形成的三个规律,从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出发,确定其内化培育路径为“理论认知——情感认同——知行合一——显隐并举”,并通过理论教学、管理服务、实践锻炼、网络占领等具体有效的引领和培育方法,加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信念培育和外化行为规范。     

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考察程朱学派美学思想的核心维度

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考察程朱学派美学思想的核心维度荆成两宋是我国文化思想的繁盛期，其间以对后世影响深巨的理学为最盛。前理学时候，宋儒倡言“道统”，但还是执着于现实层面的，即以孔盂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社会。至学际天人、学至圣人的理学人物，则发展到...     

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化研究

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化是时代的精神诉求和高校德育新使命。针对当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新特点,在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须遵循以人为本、价值主导的一元性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相统一、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传承文化与创新求变相结合等方法论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探寻其内化的有效路径：注重高校德育内容的整合和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创新,优化教化平台;注重“知”与“行”的结合,优化体验平台;注重校园和谐文化建设,优化情境平台;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强化学校管理服务,优化机制保障平台。     

程朱陆王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的存在论是没有经过主客关系洗礼的原始存在论。其“天人合一”论不同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统一论。后者主要是认识论上的“统一”,前者则为存在论上的“合一”。程朱与陆王两派从不同角度所讲述的“天人合一”,都存有漠视主客关系和认识论的情况。形而上学本体论与反形而上学本体论,是西方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程朱理学大致属于前一阶段,而陆王心学则与后者有相近之处。海德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起了打破旧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把人从抽象本质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人的独立自主性被他拉回了具体的现实的世界;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着打破形而上学观点,把人心从抽象的理的世界拉回到唯一现实的具体世界中的首创精神,但王阳明的非形而上学存在论与海德格尔那种经过了主客关系思想长期发展之后的非形而上学存在论相比,实有时代上的新旧高低之分。     

道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生变量

楔入道德视角是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需要着力开掘的一个重要学术路径和理论层面。从经济伦理学视域看,道德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终极宰制性因素,内化和渗透于企业的科技力、营销力、制度力和文化力等诸要素中,从而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生变量。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伦理在其发育与成熟的历史进程中,既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塑造了一系列开展社会教化、加强个体修养的相应法则,这与推进价值观内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对于价值内化至关重强化道德主体自觉意识,为实现价值内化奠定基础;采取内生自律的修养方法,为价值内化提供有效途径;构建知情意行统一的心理结构,为价值内化提供关键性支撑;提高自我心性修养,为价值内化提供动力。因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于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山东乡试录》看王阳明的兼济思想及万物一体精神

(一)王学承朱学之弊而起明初理学继元仁宗皇庆年之后,逐渐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要律,而此时的社会形态与学术风气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如《明史·儒林传序》中所言:“明初诸儒,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擭秩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明室的大力支持下,程朱理学不仅支配了整个明初学术界,且居于正统的官学地位,特别是朱子所编注的《四书集注》,不但成为     

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戴震对程朱理欲观的批评

戴震猛烈批评程朱理学理欲观 ,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说 ,戴震的推理过程存在误读现象 ,他并没有完整把握朱熹的心性论思想以及朱熹对“心”、“欲”等概念的具体规定。虽然程朱理学具有内在歧义性 ,而且程朱理学本身具有禁欲主义倾向 ,但混淆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是造成戴震误读的主要原因     

徽学界的一件大事——在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理事会上的讲话

今天，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理事会暨“程朱思想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在这里召开，这是黄山市徽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向大会表示祝贺。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构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思考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构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必须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和教育机制建设,形成完整的、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体系,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切实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实际生活中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先秦儒学克制道德相对主义的三个向度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对克服当代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启发性意义.     

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

朱熹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小学》一书中蕴含着许多合理性的教育思想,如:重视道德养成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规范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以及重视儿童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的思想等。朱熹的蒙养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教育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论京派文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京派的启蒙心态决定了其文学观不可能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高蹈”。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其独特的人生态度一致,并因他们启蒙追求而有着特定的内涵,表现出超然的社会功利意识与审美道德观念,具有独特而又宽广的文化关怀。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