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席上初逢见赠》一诗中的“沉舟”、“病树”究竟是指什么,历来说法不很一致。不少人把“沉舟”、“病树”误解为当时的保守势力,例如,“前人以‘沉舟’和‘病树’为作者自喻,颇失诗意。”其理由是“时裴度为相,政治上略有起色。压制刘禹锡的武元衡已死,李逢吉外放,故刘不久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之句,其诗意与此相同。”(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意思是说,“沉舟”、“病树”指的是武元衡、李逢吉等人。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沉舟”、“病树”乃是作者及其已亡故友的自喻,其理由有三。     

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

一代名相裴度为中唐时代缙绅羽仪。在柳宗元一生交游的二十多个河东裴氏人物之中,裴度与柳宗元关系虽然不算密切,但他对柳宗元的命运影响之巨,世人不察。围绕与裴度交游的其他相关人物,如程异、刘禹锡、武元衡、裴垍、吴武陵等,可以探析裴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从中发掘裴度与柳宗元以及柳宗元同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好地解读柳宗元晚年的政治生命与文学创作。     

试论唐代的左道斜封政治

唐代的左道合政，斜封乱常，其为害之酷烈与历代王朝相比较，也是十分突出的。诸如官延政变、皇帝废立、甘露之变、武元衡谋杀案和一些藩镇节帅的叛乱等特大政治事件，无不肇祸于右道求荣；至于僧徒道士、方士巫现、医筵星家和屠贩仆妾之流，乘列华贵，人司喉舌，出总爪牙之任现象，无不来自于斜封授官。研究唐王朝的左道斜封政治，是探讨其兴亡盛衰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拟就唐代左道斜封政治盛行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思想根源以及其在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必然性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偶然性，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唐史学者给以指教…     

试论农民政治冷漠与村庄治理改善

农民政治冷漠表现为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不配合、不参与、不表态、不主张、不反对,其实质是农民对政治的失望和无奈.这必将影响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化解农民政治冷漠,引导农民有序地政治参与就成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之必须.     

我国图书馆服务研究

当前我国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图书馆服务不适应新环境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观念落后,应用新技术、网络新载体资源不习惯、不熟练,利用新技术的服务范围不广泛;对新载体资源挖掘、开发不深、控制不力等.这是由于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差等因素造成的.应从转变观念,增加投入,提高技术装备和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等方面采取措施.     

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不可靠叙述者是当下叙事学研究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尽管布思和查特曼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本内在的实体,但布思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而查特曼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与布、查二人相左,A.纽宁等认知或建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不可靠叙述者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本文拟集中探讨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争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若干研究方法,尤其是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文本策略,本文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问不可靠性以及文本外不可靠性.     

年龄不同批评方式亦不同

2岁以下,不主张直接批评 桌上一杯温开水,被宝宝不小心碰倒了.这时候,任何形式的批评和紧张,例如“怎么这么不小心?”、“烫到没?”都是不适合的.最好的做法是,把孩子抱开,收拾好桌面.父母要为孩子的不小心犯错负责.     

不作为的窝藏、包庇否定论

处罚不作为犯只能是例外,处罚的前提是负有作为义务,或者说不作为与作为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窝藏、包庇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能由不作为构成.事后知道是犯罪的人或者赃物而保持原有状态的,由于缺乏积极的作为,不构成犯罪.不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告发犯罪,以及在法庭上一言不发的,均不构成包庇罪.     

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三维思考

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见危不救应当构成犯罪.然而,笔者却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本性、德法关系、刑法理论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递进式论证.     

马克思公正观的生成路径、理论特性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公正思想体现在对不公正的批判中,对不公正的批判就是马克思的公正观.青年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对不公正现象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不公正是不人性的、不道德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不公正问题的研究内容也不断展开,通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揭示了不公正产生的前提、基础、根源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狡猾性.通过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揭示了不公正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公正必然会不断固化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断再生产出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公正也必然会被历史发展所超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兵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有三个历史原因:一是频繁激烈的战争为兵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现实机遇;二是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为兵学思想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三是出现了以孙武和吴起等为代表的杰出的军事家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兵学走向时代发展的一个高峰。     

试论二十年代吴宓文艺思想与批评实践

本文从吴宓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实践入手,分析论述吴宓批评文体的一般特征,探讨吴宓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状况,指出其在尝试创立体系,追求中西融通方面的贡献与不足。并在论述吴宓文艺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接受与改造．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微观复杂性探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复杂性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理论,将人类长期争论 不休的一个古老的议题--世界的本性是简单的还 是复杂的,又重新凸显到了当代科学的前沿。显然, 要讨论简单性或复杂性之类的问题,首先必须对什 么是简单性、什么是复杂性予以明晰的界定。然而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关于简单性和复杂性这两个概 念的明确区分仍然是十分困难的。虽然如此,我们 依然可以从简单性和复杂性分别所具的对应性特征 的层面来对这两个概念及其表征的现实予以大致的 把握与区分。所谓简单性,指的是那些具有单一性、 确定性、固定性、不变性特征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所 谓复杂性,则相应指谓的是那些具有多样性、不确定 性、随机性、可变性特征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笔者 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     

论词体文学演进中对吴声西曲的容受

吴声西曲是六朝时期流行于南方民间的乐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而被采入宫廷乐府,创作艺术上取得了进步。吴声西曲的发展过程为同属音乐文学的词体文学演进奠定了基础。词体文学在承续吴声西曲创制手法、结构形式、表现内容等层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终演变成独立的文学样式。考索吴声西曲与词体文学间的关联与转换,或能将乐府与词之间潜在的勾连关系呈现得更加清晰、全面。     

从接受角度比较吴越文化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

从接受角度论述吴越文化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强调的是主体能力的亲近与吸收。周氏兄弟的经历与个性不同 ,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吸收的差别 ,由此形成了他们为人为文的迥异。     

行人辞令与五凉文化积淀和流布

五凉政权,偏居西北,与中原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且周邻强敌,和战不时,因此,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尤显重要。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的外交联系,即所谓"遥尊晋室";二是与强邻的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之间的外交活动。五凉时期,行人肩负国之荣辱兴亡的外交使命,五凉政权重视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五凉行人辞令显示出行人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