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

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受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学法则--以德报德的社会本性体现的互惠性法则--支持的正义感;二是诉诸正义与善的契合性而达到对政治正义的理性接受.就后者而言,罗尔斯先是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作为理性接受的唯一理由;而后考虑到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又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看成是公民接受政治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也即重叠共识的一部分.重叠共识体现的是公民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正义观念与各自的善观念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公民接受政治正义的理由是不同的.罗尔斯的稳定性观念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因此与政治正当性以及公共正当性证明概念密切相关.     

古希腊罗马哲学思维对西方法治传统形成的影响

西方法治的形成是多种文化两千多年来不断碰撞、吸纳和融合的产物 ,导致这一传统形成的因素和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 ,古希腊罗马哲学思维中的理性精神、人文关怀和正义观对西方法治传统影响深远。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论民主性知识建构中的合作治理——《民有政府:反政府时代的公共管理》评析

现代公共生活所面临最具威胁性的治理悖论,是公民权的实现既要依靠政府,但同时公民又对政府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甚至政府及公共管理者蜕变为服务对象发泄怒气的标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携带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传基因,通过商业化运作方式削弱了政府的核心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对政府治理合法性的倒逼态势。反政府时代公共管理的变革亟需把培育积极公民权摆置首位,由抽象而冷漠的纯粹理性转向人性化的政治关怀,从端赖于代议制知识转向注重直接经验性知识,铸就包容性理念和信任机制,在政府与公民互动的空间拓延中实现合作治理。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

政治问题在一切民族和文明中,都是早期哲学的思考对象,但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讨论方式并不相同。如古希腊以城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突出“正义”的观念,把正义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中国,西周至春秋时代,并没有出现以“正义”为中心的讨论,而是提出了一些特有的概念范畴,如天和民、天和礼、天和德的关系等。这些讨论虽然还未形成政治哲学的体系,但无疑已经是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论述和命题;这些论述和命题构成了儒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背景和前提,和古希腊前期政治哲学形成了对照。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价值观的要义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共价值观的公共维度是公民道德教育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正确地行动.在现代型社会,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公民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公共利益:一个行政法的目的与方法问题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目的性原则,它在行政管理的“法律—政府(行政)”模式中对法律的权威性与行政的合理性起着架构作用,使行政具有权威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相统一的特征。作为一个目的性原则,公共利益应当具有特定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同时也应当具有适当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法律救济保障。     

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根据“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从社区概念对社区管理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并系统地阐述了社区公共管理的理论内容,探讨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贡献,社区管理为公共管理在“社区”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开创了一片新领域。引入社区机制后的公共管理和引入公共管理思想的社区管理对社区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网络理性何以可能?——对"超大"论坛的案例研究

网络理性在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尽管中文网络上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现象,经过观察分析和问卷调查,发现"超大"论坛在公共问题的争论中,注重事实和逻辑,允许多元观点,不造谣传谣,避免极端立场,从而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理性特点.其理性机制源于高素质的会员、崇尚科学的氛围和严格规范的管理.网络理性应从多纬度理解,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化机制是否健全、能否向大型社区推广和影响现实行动的考验.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反思满意化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在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研究中,有限理性和满意化模式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这些研究未曾关注赫伯特·A·西蒙的理论的另一面：研究理性的限度是为了改变理性的限度,寻找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良方。接受和倡导有限理性的可能后果是,先验地认定理性是有限的,从而合理化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公共决策,并放弃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探索。何况,满意化模式本身存在若干缺陷：人性倾向于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效用满意化,不追求“最好”难以保证不断地获得“更好”,满意的决策标准不容易确定,满意的主体问题,等等。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公民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动力不足的内在结构缺陷表现为经济理性满足度缺乏、生态理性缺失和法律理性先天不足等方面。应着力开发公民公益诉讼动力。     

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和措施对于处理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是一种框架和原则规范,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公共管理活动中以伦理精神作引领、以道德意识作指导去做出管理行为的选择,即进行相应的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文章力图从公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管理的伦理趋向,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层制及其人文救治进行一定的理论阐发,并结合中国目前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现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