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马克思的“个人”和“自由”概念

那种认为马克思不讲个人、不注重个人自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和自由主义的差别不在于要不要谈“个人”而在于如何去理解“个人”;不在于要不要讲个人自由,而在于如何才能真正抓住个人自由的本质问题.自由主义所讲的个人是天生的、自然的、独立的,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社会的、关系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身在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从事生产的社会个人.仅靠在价值观念中宣称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只靠在政治国家层面保障个人自由权利是不能实现个人自由的.只有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关注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生产关系,才能抓住现代个人无法自由问题的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还是要在社会中,在理顺个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中,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     

传播与“共同体想象”——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探析

本文从托克维尔对美国传播媒介的观察出发,探究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分析传播怎样塑造了“社会”;二是探究传播应该怎样塑造“社会”.不过托克维尔对传播塑造美国“社会”的分析,其实质是对“共同体化”的分析.在他的视野中,传播塑造了新的“共同体”.他也寄希望于传播构建“理想的共同体”,维护他所珍视的自由.以此出发,托克维尔的传播思想和李普曼、杜威、凯瑞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并给传播学的研究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社会公正断想

本文认为公正问题的意义是:(1)不能只是从具体政策的层面上亦即公平和效率两者关系的层面上来分析。因为它表现在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这样两个层面上。对于这两个层面上的公正问题不宜混淆。(2)实现社会公正,不仅对社会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就是对于一个社会的内需状况进而对于社会经济整体的持续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3)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初步获得了平等,但同时却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初步获得了自由,但同时却丧失了平等。而这种畸轻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4)“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更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承载着其一生的奋斗理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经宣判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历史过程。从人的生存状况为出发,马克思批判以往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并没有实现普遍自由,而经过否定之否定更高形式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形式,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通过不断实践地改变和创新历史条件,实现的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重温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对新时代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智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面向世界百年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运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时代趋势下,高清海教授生前提出的“类哲学”已经显示出重大的思想创新意义,但它需要我们给予阐释、丰富和推展。高清海将人的“类存在”的充分展开,界定在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阶段,并以“类本位”相称,说明他强调的超生理学的“类”概念,虽然是相对于生理学的“种”概念而言的,却并非说否定后者就可以直接达到前者;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要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漫长过程,其中间环节是“族”,包括前现代的“种族”和现代的“民族”;而从理论上说,类哲学应当是“个体”、“共同体”(民族)、“人类”和“大自然”的这四重维度的相辅相成。     

“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为五四前后(1918 ～ 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纷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常用词汇,但词义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在40年代后期又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985年4月,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们过去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要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要解决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要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而要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须在实践中对其“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深刻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前提的解蔽

当代,“共同体”日益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得到了人们的较多关注。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呈现,不能仅仅限于思想史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对其思想前提的解蔽,也即对“类”的思维方式、“关系理性”和生产实践的解蔽。只有在深入挖掘这三个前提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异于其他“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公正理论

平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社会公正讨论的一个焦点。罗尔斯站在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要求在保障广泛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基础上,让最不利者有所得益。这种有点福利主义倾向的差别原则受到了诺齐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批评,后者认为起点和程序面前的平等才是唯一可行的平等,其他的平等都是空想或模式化的原则,只会伤害公民自由包括私有产权。而社群主义和激进派则不接受普遍道义准则、只承认社群具体善观念、或者是要求一种乌托邦式的彻底平等。所有这些争论对于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正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社会工作方法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鉴社会工作中平等待人的观念、服务的观念和受教育者自决的观念,引进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可以有效地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及其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使之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倾向,而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关注不够,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明显不足。为此,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     

农村社区自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论析

当前,中国农村社区自组织存在着发育不足与社会工作功能缺失的问题。在新的发展时期,农村社区自组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中的功能应合理定位在:专业社会服务的有效提供者、社会弱势群体的可靠支持者、复杂社区资源的协调整合者、专业服务机构的开发创建者、社会政策优化的积极影响者。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提升农村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基本途径是:合理设置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开拓社会工作岗位;大力培养专业服务人才,发展农村社区工作队伍;拓展农村服务投资渠道,优化社会工作基础设施;理顺农村基层复杂关系,形成专业服务治理格局;建构社区服务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工作持续创新。     

马克思自由观的总体性关怀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自由观的总体性表现为历史总体性、现实总体性与具体总体性的三重规定。历史总体性规定基于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对自由的发展作出批判分析,展现出马克思对相对自由的历史关怀;现实总体性规定要求从生产关系出发理解人的社会关系及其自由状况,展现出马克思对集体自由的现实关怀;具体总体性规定要求从人类社会主体出发理解人的自由状况,展现出马克思对主体自由的具体关怀。马克思自由观在中国的当代实践表明：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共同体总体进步的发展状态,是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人民)主体性的获得与焕发,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努力中彰显出自由价值的巨大“溢出效应”和“导向效应”。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网中人"的社会特性及其管理

网中人的个体特性及群体特征会连带许多具体的社会和法律问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对网中人的管理十分必要。我国应该借助对现实人管理的成功经验,由公安部门牵头,以公安、电信、文化、信息产业各系统联合参与,辅之以行业自律、网中人文明生存秩序重建等方式,加强网中人的管理。等级管理、阳光备案或综合治理都是较好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