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民·群众·公民——个体政治角色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政治角色的现代性变迁。就西方而言,与现代国家成长相伴随的是,由臣民直接到公民的个体政治角色变迁过程。而中国是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入侵挑战下才被动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因而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个体政治角色却是由臣民到群众再到公民这一变迁轨迹。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     

公民意识的“本土”吁求

“西方公民意识”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高度成熟、影响广泛的体系,而得以在中国展现与引介.但公民意识的“异土”外显式浅表研究造成了中国本土研究的偏离.中国公民意识问题的求解需要回应本土吁求,进行一种“由外至内”和“由内至外”双向维度的本土化钩沉.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论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及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赔偿

一、公民“环境权”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全新认识公民“环境权”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国家在治理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公民的“环境权”,即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而且公民的环境权仅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该被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     

从“私民”到“公民”:网络空间主体的公共性转向

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网络空间具有越来越强的公共性意义,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而网民——网络空间的主体——从“私民”到“公民”、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转变是网络空间最重要的发展走向.本文对网民的公共性走向作了概念分析、历史概括、哲学反思和价值评价,最后提出,网络空间将成为公共空间的主流和常态,网络公民将成为公民的主体,网络公民和网络空间将为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更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西方财产权与公民权矛盾结构的历史与逻辑

财产权与公民权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规定了人权的基本结构,既体现了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在政治领域内的基本资格。现代西方人权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均衡,是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复合的基本要求和表现。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结构,反映了自近代以来西方人权观念发展的历史,也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逻辑。     

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开启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之路.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责任政府构建途径探讨

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理念;构建责任政府的目的在于如何保障国家权力主体及公民对政府部门及其行政行为的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加强构建责任政府,有助于政府转变思想,实现管理职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现代化视野下我国公民主体意识教育的当代意义

"公民"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公民主体意识也伴随着它产生.后来公民一词为古罗马所沿用,罗马帝国灭亡后,公民主体意识在西方国家销声匿迹,公民的发展亦暂告一段落.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公民意识才开始复苏.18世纪末开始,西方各国推翻了封建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相继建立,纷纷主张对民众实施公民教育,这就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理论旨趣与实践意义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一体制的实施,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而为社会的变革不断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同时还因为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治社会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完整意义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必将推动中国在最大范围、最深层次上实现社会文化转型。 一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哲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由城市市民组成的反抗封建性国家和教会的独立性社会形态,并用它来表达和指称一种文明化的、世俗的,与私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社会存在。 中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90年代初叶。在此以前,市民社会还是一个涉及较少的概念。90年代初,随着西方学术界重新注意到这曾经为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思想大师讨论过的富有理论生命力的话语时,密切关注世界学术动向的中国同行们,也开始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兴趣。这样一种研究经中国学界的共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重述神话”与“中国形象”的重塑

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促成了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出版合作.当代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夫妇参了此次写作项目并出版、发行相关的作品.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并非由中国自身塑造,藉此次跨国出版项目的契机,当代中国作家获得了重塑“中国形象”的新认知和新体验.通过对本民族神话的现代重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中寄托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给予现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抚慰,催生新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彰显出了新的“中国形象”的深厚文化涵义.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家产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斯·韦伯笔下的中国“家产制”浅析

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萌而不发、未能兴起的原因,马克斯·韦伯曾经作过全面的讨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还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都是他探寻这一命题的角度。论文试图在制度层面,从中国式的“家产制”出发,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探讨“家产制”的传统型统治对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影响,进而揭示家产制对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阻力。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