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接受进程中的钱牧斋

作为明清之际公认的文坛盟主,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钱谦益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该文通过对牧斋身前身后各家评论的梳理,分析了在三百余年的文学接受进程中,接受者心目中牧斋地位的变化,以及国人在面对一个身为"贰臣"的文坛巨匠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文化心态.     

论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的确立——一种文学传媒的视角

文学传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探究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确立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一种文学思潮成长为文学主潮的生产机制。后期创造社通过对《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精心运作实现了“方向转换”,进而确立了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但后期创造社的文坛地位在青年读者群中得到确立,并没有在文坛内部得到认同,其单维突进、惟我独尊的战斗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观念,使其“革命文学”破坏多于建设,口号大于实践,其价值也必然大打折扣。     

多元文化视角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亚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艺苑中的一支奇葩，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色彩不但显示了其在世界华裔文坛中的独特性，还启发我们思考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东干亚文化与世界华裔文学的关系。深入研究中亚东干文学，对世界华裔文学研究具有拓展新领域和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及表现形式片论

文学是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无论对文学作品作静态分析,还是对文学过程作动态观照,都可以看到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规范与影响使得当代藏族文学在精神源头和艺术形式上承接了民族艺术经验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浑厚的地域特色,由此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文化蕴味,并借此有别于其他民族或地域的文学,因而受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喜爱,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的一支别具特色的艺术奇葩。     

“寻根”的文学与文学的民族化——文学当代发展的思考之一

近年来,我国文坛出现了一阵“寻根”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同志为前段文坛一意仿效西方文学,不努力继承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落后于世界的现状忧心忡忡,由此想凭借这股西来的风,发愤擎起民族文化的大旗去冲锋陷阵。就这一点而言,把“寻根”的文学与文学的民族化相提并论,倒也是可以的。前些时,有的同志提出“我国文学在本世纪末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于是有人质疑说这个提法不科学,值得研究。因为什么是世界先进水平,就文学来讲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好     

中西方文化在当代文坛上的交汇--张承志与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的比较

在当代文坛上,文学的悲剧思考已形成思潮.张承志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张扬了一种征服一切,蔑视现实的西方文化精神;而阿城则营造了一个超然与超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意识,在当代文坛上进行了交汇和碰撞.     

豫籍迁台作家的文学渊源与中原文化书写

活跃在台湾文坛的豫籍迁台作家,不管是在大陆已经开始或到台湾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在大陆时即已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而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故乡生活与所接受的中原文化熏陶,也以北方意象与文学精神两种形式刻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

在当代马华文学史上,领风气之先的旅台作家,常常扮演着前卫、先锋、变革的文学角色。而在台湾文坛,旅台作家的南洋背景异域色彩又赋予他们某种神秘的美学魅力。"旅台马华文学"扮演了两者间交流与互动的中介角色。旅台作家的文学书写、论述和活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马华文学史的进程,而且在台湾文坛形成了一股新势力,这股势力已经成功地介入了台湾文学场乃至文化场的运作之中。     

俄罗斯文化对新时期东北文学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文学创作异彩纷呈的情况下,东北文学发展的路向更为贴近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出现了对本土地域文化中俄罗斯文化因素的有意识的描绘,对其生成原因也进行了自主的探索。这是新时期东北文学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吸收了俄罗斯文化新鲜血液的东北文学以其异质文化特色丰富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坛。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俄罗斯文学19世纪崛起之因的再思考

俄罗斯文学由之前的默默无闻到19世纪成为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芭,这种跳跃式的发展与俄罗斯19世纪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影响及"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等作为外因,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开拓、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文坛前辈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文学传媒发挥的文学阵地作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等作为内因,共同作用使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创造了难以复制的辉煌.     

论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报刊策略

兴起于1928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迅速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这一文坛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其发展中的报刊策略是分不开的。初期左翼文学借助庞大的期刊阵营迅速获取了在文坛上的流行性;左联刊物多样化的生存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左翼文学在文化围剿下的影响力,并拓展了其发展空间;左翼作家们对报纸副刊的广泛争夺成为后期左翼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左翼文学正是通过巧妙利用报刊迅速完成了其兴起、发展、繁荣的过程。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全球化背景下加勒比流散文学研究

从加勒比地区走出的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由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上的差异、文化上的混杂以及在欧美文坛的多重背景,他们的作品为研究流散文学变迁提供了绝佳角度,反映了当今世界流散文学的最新动向。     

张承志文学探索的思想内质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作为旗手,他一直致力于文化探索,其内涵和思想核心是寻找精神家园,这一探索契合了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追求。在文坛上我们称之为家园意识。     

角色自省与形象尴尬——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文学研究之一

伴随着每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历史便呈示某种强烈的转型特征的状态,文坛的特殊规律便是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集中出现。这些以知识分子为语义、意象的当代创作中,蕴含着在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饱尝了普通的精神危机、心灵失衡、价值失范的痛苦之后,对自我人格、心态的自省与重构。当代文坛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同世界文学大潮的同类作家、同类题材相比,其角色意识同在,表达了中国文学文化外求的时代声息和文化的融通欲望。     

文学场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生活

文学生活既指文学专业从事者建立在文学活动之上的日常实践,也包括普罗大众与文学的日常接触。而文学场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生活,更多指涉前者。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文学生活发生了两次"中心的转移",而最近一次的转移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还在进行中。这种转移的重要后果就是导致文学场的裂变与隔离,当代中国文学场由此形成单位制文坛、市场制文坛和学院制文坛三元并存的格局。     

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对六朝文学的研习成为南京文坛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一风习由顾璘、朱应登、陈沂、王韦此金陵四家开其滥觞,又经朱日藩、何良俊、盛时泰等人发展壮大,成为以杨慎为首的六朝派的外围.以金陵四家论,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以后虽然羽翼李梦阳,成为复古运动的追随者,然而受江左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文学喜好上与北方的盟友并不全然一致;其中顾璘文学轨迹的转换,更是反映了江南士子在面对北方主流文学时力求改变,却又始终有所疏离的状态.至嘉靖中后期,朱日藩、何良俊等人更将习六朝的风气推向高潮,表现出与地域文学传统共趋的一面,这与嘉靖以后文坛风气的整体转向有关,也和他们个人的身份经历、江左文学传统的影响不无联系.     

关中地区的学术文化生态与西汉关中籍文士的文学影响力

关中文学的提法,自2002年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始,但关中文学的文学品格自周人建都丰镐就已奠定。历史的因缘际会,帝都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四方文人的介入,使关中文学既具鲜明的地域特征,又屡具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主流文化特征。西汉时期是关中文学发展的承前启后期,这一时期,关中本籍文士以群体姿态入主文坛,在文学范式、风格体式、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示范性、引领性,其隐性效果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