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惯性因素在乡村治理内卷化中的消极作用与积极解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逻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似乎演进为新的序格,经济理性在消解村民“公序良俗”的同时,治理主体依旧存有对行政权力等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对“村规民约”等心理惯性的天然留恋。市场力量在与制度惯性及文化惯性相互嵌套的过程中,衰减其边际效益,使乡村治理效果出现“内卷化”。而互联网+为解题乡村治理内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在时间上使乡村治理实现“前置”;打破空间区隔,在方式上实现“虚置”;更加注重参与与回应,在效果上实现“实置”。     

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

后税费时代,国家以各种形式向乡村分配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以合谋的形式截取,资源分配没有引起相应的治理效益,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基层治理＂内卷化＂。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出现,和灰黑势力、基层政权以及村庄资源分布三者的转变密切相关。要解决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问题,需要改进基层政府的政权性质。     

“混混”何以主导乡村 ———评《灰地: 红镇混混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或者说麻烦。其中,乡村混混横行、税费负担沉重以及农民上访增加便是例证。湖南省社科院黄海研究员通过对湘北红镇混混的田野调查,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写就了一本关于乡村混混生存、发展与壮大的民族志,就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一书。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

逆内卷化是指社会交往突破地缘、亲缘关系的局限,向陌生关系延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网络负载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以往研究一致认为,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特征,交往网络局限于家人、亲属、同乡等熟人关系。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面临的城市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为其扭转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实现逆内卷化交往提供了可能。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并比较乡-城和城-城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结果发现:与"60后"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仅部分具有内卷化倾向,而"70后"和"8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总体呈现出逆内卷化特征;"9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发生于乡-城流动人口之中,城-城流动人口不仅未出现内卷化特征,反而具有逆内卷化趋势。此外还发现,阶层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社会交往内卷化,而教育和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具有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两类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的乡-城流动人口交往内卷化预示着生活机会减少和不平等程度加深,应引起学...     

乡村医生职业嵌入的内卷化困境与治理路径

作为深度嵌入国家的红色赤医之延续,乡村医生在改革开放后40年间呈现脱嵌样态;21世纪以来,村医职业逐渐在制度、结构与认知层面回嵌于国家。引入内卷化概念梳理其嵌入过程发现,在强国家-弱法团的单向度主导与村医自主悬搁之耦合下,村医职业嵌入正在遭遇内卷化危机:以技术理性为表征,精细化、繁复化与形式化的制度干预与规制直接作用于村医职业内容与边界,职业去专业化风险由此滋生;乡-村两级医疗卫生组织间关系的变动与收入结构的调整使得职业管辖权不断弱化,村医职业的法团自主性进一步消弭;职业身份的错置、模糊化与科层化伴随着对药物使用的规制,村医在认知嵌入过程中开始遭遇临床自主性丧失危机,由此带来了基层卫生消解医疗的非预期性后果。在市场与社会之外整合职业社群的力量乃是实现村医职业的发展型嵌入的必行之计。     

去内卷化：乡村旅游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

发展乡村工业一直被视为打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道路,在我国得到广泛实践。那么,继乡村工业化浪潮之后兴起的乡村旅游,能否成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本文以桂林市阳朔县骥马村和龙胜县平安寨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耕地、技术和资本）出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成为突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论文进一步对乡村旅游去内卷化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地理条件对于去农业化效应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剖析,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     

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肇因与治理

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已经初现端倪,对之进行有效治理也已经迫在眉睫。就其肇因而言,全党性的民主习惯、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尚未完全养成,发展党内民主的整体能力建设滞后,党内民主的理论建设与创新力度不足,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化水平提升缓慢等,都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治理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应采取的基本路向包括:设立全党性的党内民主发展协调统领机构,制定党内民主发展的总体规划,营造党内民主发展的环境氛围,规范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根本性制度层面推进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内卷化”理论研究综述

内卷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德、戈登威泽到格尔茨,是内卷化理论从滥觞走向系统的生长期。此时,内卷化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从杜赞奇到黄宗智,是内卷化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此时期,其主要理论视点已从农业生产走向政治领域。第三阶段,是内卷化理论应用领域迅速拓展期。其显著特点是,内卷化理论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历史、社会制度、腐败、市场经济、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内卷化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它将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地诠释与被诠释,并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为社会学审视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资源下乡、行动者博弈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随着国家对基层资源投入的加大,村庄出现精英俘获资源的治理内卷化问题。基于个案追踪,发现多元行动主体围绕下乡资源展开博弈,却难以跳脱内卷化困境。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找回普通村民与村庄精英的复杂博弈关系,挖掘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心态及动机。研究揭示资源下乡与行动者行为选择相抵牾的四组深层机制：村庄精英缺乏荣誉等要素激励,偏好以权谋利,导致资源下乡带来的公共利益分配竞争机制挤压合作机制;亲族博弈反复纠缠削弱关系信任机制;村庄精英依托信息自由裁量权限,构建项目信息差序扩散机制;对村庄精英异化项目经营自由裁量权限的利己行为的弱约束机制。四组机制是资源下乡带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内在根源。     

新时代乡村治理新体系之“新”在何处——基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比较分析

通过梳理1978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治理之历史演变,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探索、确立、完善、法制化推进、再创新,最后建立体系的过程。乡村治理新体系是针对目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如民主实践不健全、民主结构不完整、治理技术化倾向及其致使的制度内卷化困境等,而提出的具有实践针对性与制度反思性的战略规划。而作为其核心的三治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实践机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升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农民工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

作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维贫困近些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多维贫困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现实意义.文章回顾了传统方法的缺陷,归纳了多维方法的论辩,提出了如何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章认为,首先,应确立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地位;其次,研究者应避免成为“边缘人”角色;最后,强调动态和分层分类视角的重要性.     

乡村混混何以当道?——读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之感

<正>乡村治理有诸多困境,其中之一便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的横行与主导。湖南省社科院黄海研究员通过对湘北红镇的田野调查,以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写就了一本关于乡村混混生存、发展与壮大的专业民族志,就是由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一书。作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理解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并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