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可置信承诺与诚信政府建设

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从理念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关键环节,也是有关各方进行利益表达和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其中,作为政府组织为促进政策执行做出的奖励与惩处“承诺”对于政策执行结果具有直接影响。从政策执行博弈的可置信承诺概念入手,可以发现探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可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若干参考价值。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探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对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探析,有助于纠正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中的偏差。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影响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标准与当地现实不够适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够到位,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严重缺乏;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认识不足,其他社会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参与;目标群体对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接受程度较低;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部分老年人迁移;传统家庭养老及互助养老对机构养老存在挤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政策执行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社会学嵌入性理论，以"社会人"的行动为视角，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政策工具适配性3个方面建构分析框架，审视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探寻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分析发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脱嵌"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普惠政策执行中行动者互动"脱嵌"；（2）忽视普惠政策共同体存在的问题；（3）普惠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失衡；（4）忽视普惠政策执行者的弱关系信息"桥"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普惠政策执行中的"镶嵌"策略：重视多元民主参与，增进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信任，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的适配性，注重自主与合作相结合。     

我国3-6岁儿童保育政策工具选择倾向及影响——基于《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的主要政策文本分析

通过构建以政策工具类型和保育政策内容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分析《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 来的有关3-6岁儿童保育政策的 18 项主要政策文本。研究发现，保育政策工具在二个维度存在保育政策工具运用类型单一、 保育政策工具无法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问题，从而在对儿童个体发展、学前教育的“保”和“育”三个方面影响儿童保育的质 量。在后续保育政策制订与执行中，以“结构优化”，奠定保育政策工具的科学基础；发挥“系统引领”，明确保育政策发展的价 值定位；落实“执行效率”，推动保育政策实践的服务升级。     

中国校园欺凌有效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路径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学校中颇为常见而又难以有效治理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校园欺凌治理高度重视，出台了诸多治理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但由于校园欺凌治理的复杂性，治理实践仍然存在成效不理想等问题。搜集整理国内9起典型校园欺凌事件，分析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政策执行系统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从治理人员、治理机构、治理环境、治理政策四个维度审视中国校园欺凌治理低效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要充分消解治理低效问题，必须加强治理人员尤其是基层治理人员的责任感，强化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等治理机构之间的联动，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完善治理政策内容，从而为广大学生创造安全与和谐的校园环境。     

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阻滞

长期以来,政策执行阻滞始终是困扰公共政策研究和实际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文章引入信息经济学中\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文化因素分析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我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阻滞现象,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基于文化视角,通过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文化因素分析,提出摒弃传统落后观念,强化政治社会化,完善公共政策的对策。     

清末民初东北移民实边存在问题初探

清末民初,出于防范边患、巩固边疆之目的,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政策导向错误、经办官员腐败等。另外,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也往往流于形式。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受到阻碍而未能收到完美的效果。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及启示

基于美国历史上第18个农业法案?2018年农业提升法案?文本,文章在梳理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总体上看,2018美国农业法案保持了农业政策的延续性和针对性,继续实施2014美国农业法案中实施的价格损失保障政策和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及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等多项基础政策,仍将保障农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并对支持和保护水平进行了相应的提高,为农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农业收入网.同时,美国新农业法更加注重政策项目的实施效率,试图构建一个注重补贴效率和强化风险管理的新安全网.2018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对我国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农业政策改革的方向是支持方式市场化、保护手段隐蔽化、项目执行效率化等.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低碳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研究——以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为例

在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根据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部门2006—2010年的数据,讨论了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总体上来说不理想,存在地区差异。导致这种不理想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体制分散、执行主体决策不当、执行主体人员素质不匹配等;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宣传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