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

本文统计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在上古典籍<尚书>、<左传>、<庄子>中的使用情况,并进而探讨"吾"与"我"的区别.分析典籍中"吾"与"我"的消长,认为其在语法功能、语用色彩上略有分工."吾"的使用频率日渐超过"我".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释"强梁"

<老子>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据朱谦之<老子校释>:敦煌本"强"作"疆".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强梁,犹言刚暴也."<释文>:"强梁,多力也."     

释"箄"

关于"箄"的本义,之前编撰的字典辞书注解均误.<汉语大字典>对"箄"的解释是:"笼篓之类的竹器".[1](P,2984)<汉语大词典>释为"笼",[2](P.5232)而<辞源>"箄"条干脆不收"箄"的本音(bǐ)本义.[3](P.2365)究其错误根源,都来自<方言>及其郭璞注.<方言>卷十三:"箄,(豦)也."晋郭璞注:"今江南亦名笼为箄."[4](P.795)"(豦)"不是"笼",而是盛水给牛饮的圆形竹器.<说文·竹部>:"(豦),饮牛筐也.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稀"、"袷"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碲"、"袷"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袷"祭礼类型,"禘"、"袷"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走出洞穴--从"洞穴理论"看《小城畸人》

本文借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来解读和评论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文章首先讨论了柏拉图在"洞穴理论"中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分析对于理解和评价<小城畸人>有怎样的帮助,然后论述柏拉图对于真理的探求是如何在<小城畸人>中得以重现的.最后,文章分析了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在创作目的上与"洞穴理论"存在的差异,并通过这种差异探讨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生活的不同理解.     

释"多言而类"的"类"

张觉先生的<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注释博采而简洁,精要而稳妥,是一部具有较大学术参考价值的<荀子>注本.但百密一疏,<译注>对"多言而类"的"类"的注解没有注意到专书释义这个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从训诂学和儒家思想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褵褷"义补遗

"褵褷"叠韵连绵词.又作"离蓰"、"离纚"、"褵襹"、"离褷"等.在古诗赋中用例颇多,而又以唐诗为著.<汉语大词典>释作"羽毛初生时濡湿黏合貌".其所引例证之一即为:"唐王维<鸬鹚堰>诗:‘独立何褵褷,衔鱼古查上'.赵殿成笺注:褵褷,木华<海赋>:‘凫雏离褷,鹤子淋渗'.张铣注:‘离褷,淋渗,羽毛初生貌'".笔者认为,<海赋>和<鸬鹚堰>中的"褵褷"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应分别列项.<海赋>中的"离褷"表示的是本义,即李善、张铣所说的"羽毛初生貌".     

《史记·秦本纪》"新城"注释辨正

<史记·秦本纪>中"新城"条,张守节引<括地志>对它的注释有误.张注新城又名小平城始于北齐.且不在太原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对比、属县的变迁和与其相关的"榆次"和"狼孟"等进行辩正,认为<史记·泰本纪>中"新城"当在今太原附近.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

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区分了人生追求中的 "大"与"小",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以之从政,便是"君子之政".这些观念和实践值得今人高度关注.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四库提要辨证》"小学类"商补

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是一部名著,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此书不免有一些可议可补之处.笔者就"小学类"若干条目,包括"小学类小序"、"匡谬正俗"、"五经文字"、"重修广韵"等略作讨论和补充.笔者认为,作为目录学名称的"小学",其来源确实主要跟六书有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小序并没有攻击宋学的意思；所谓颜师古"开后来叶音之说"也是明清学者的普遍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匡谬正俗>的意见另有值得评说之处；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代的字样学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张参的生平事迹另有可考者；徐时栋对于<广韵>同用独用的认识有误,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是幼稚可笑的.     

释"忽"

"忽"有"偶"义,可翻译为"偶然"、"恰巧",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失收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