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宪政转型的价值基础

现代宪政的转型是从传统的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理论背景是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个人主义的嬗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理念的转型.现代宪政观的建立以新个人主义和积极自由观为价值基础.积极宪政突破了有限政府的职能模式,为解决现代社会权利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作出了新的抉择.     

论消极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

消极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是从个人自由和权利出发,建立以宪政制度为基础的限制公权力的理论。其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无法解决个人消极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冲突问题,并且背离了消极自由主义理论的初衷。     

宪法社会化、宪法文化建设与大众宪政主义——政府依宪而治原则的确立途径

宪政可以分为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和非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我国要致力建设的宪政是一种以确立政府依宪而治原则为核心的非自由主义的宪政.要确保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需要进行宪法社会化,以及为它提供一个"有限司法审查"的制度平台.同时,大力进行宪法文化建设,通过为多数公众接受与使用的评判政府行为的标准,来给政府行为形成外在的社会舆论约束,并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最终通过大众宪政主义的途径,通过宪法原则与宪法价值由公民的选择、确认和解释,来实现宪法发展与宪制的长久维系和巩固.     

宪政的历史演进与精神内涵

在简单地回顾和考察西方宪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 ,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 ,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宪政的实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的宪政建设是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展开的。传统就像一支看不见的手 ,无情地消解着宪政在西方已有的实践价值。这使得宪政理论自传入中国就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 ,而基本上只具有形式的完美。这种理想与实现的矛盾 ,刺激了主体行为对法律的规避 ,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宪政的表面化倾向。中国的宪政之路在于 :是在充分尊重本土文化基础上 ,吸收西方宪政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有用成果 ,并尽量寻找二者的亲合点 ,避免出现过度排斥 ,降低宪政的价值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宪政之维--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正义理论呈现出阶段性的修正和转换.文章通过西方宪政传统这一维度,考量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确立和转换.认为促使其理论转换的深层原因在于正义原则对宪政民主政体有一种内在要求,其理论实质乃宪政之正义,同时,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一层理解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之实质.     

论宪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宪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宪政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宪政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宪政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宪政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批判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过程中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宪政理论 ;西方宪政的两大核心价值观很动听 ,但掩盖不了其资产阶级本质。这一点又决定了当代西方宪政摆脱不了的困境 ,如三权分立与三权协力的困境 ,个人自治和人权与公共福利的困境 ,维护主权与保障人权的矛盾等 ,相对而言 ,社会主义中国在宪政理论和宪政实践上 ,对世界宪政文化已经并正在作出自己的贡献     

宪政价值与公民权利关系论略

公民权利作为法律权利一经诞生,就与宪政民主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公民权利是宪政的出发点和价值所在,公民权利构成宪法和完政的主要内容.公民权利是宪政的基本目标,现代宪政价值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的发展依赖宪政的发展,公民权利的价值需要宪政来张扬,公民权利的实现需要宪政来保障并且也只有宪政能实现这一保障.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宪政的契合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它以人本精神为理念,以行政法治为准则,以有限政府为模式,这与宪政所包涵的人权、法治、有限政府在价值追求、制度保障、外在形式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同时,服务型政府所包涵的民众参与的治理以及政府服务方式的社会化、市场化,均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精神,而宪政的价值追求与制度安排,也贵在建设、重在落实,这都离不开公众参与,民主行政构成二者在建设途径上的契合。     

宪政刍议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解剖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从中西方比较的视野分析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性的尊严与捍卫民主的价值。一般的说,公共政策过程要同时满足＂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实现公共政策民主价值的途径则需要将其过程置于宪政的架构之内。从宪政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宪政的历史较长,理论也较为成熟,其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多元民主的＂控权＂与＂保障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历史则较短,内涵也存在差异。鉴于此,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与宪法的逻辑关系成为构建宪政精神的关键理论前提。而培育政策制定主体对宪法权威的信仰和忠诚,则是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民主与宪政理论源流及其异同

民主与宪政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两大不同的理论。两者在近代的兴起均以文艺复兴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为背景,并在初期以绝对主义为对手,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但在理论渊源上,民主理论更多地源于主权在民和代议制学说,而宪政理论则更多地与自然法和混合政体学说联系在一起。民主理论后来受到功利主义学说的支撑,而宪政理论则受到功利主义的抨击。两者在创立者以及流派等方面也存在着若干差异。     

税收宪政的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有机作用决定了制度需求和供给,从而催生了当代西方的税收宪政。税收宪政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供给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实践价值体现在对税权的约束、税收民主构建、税收价格属性及税收监督机制等方面。     

宪政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近代中国宪政努力的失败,正是因为宪政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经济转轨、政府定位与宪政民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宪政民主建设,目前要在宪政理念的指导下推进法治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宪政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