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与高句丽战争

隋丽战争的性质并非传统所说的是隋对高句丽的侵略 ,而是隋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 ;隋丽战争的同时尚需应付各自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导致了隋的灭亡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高句丽归属问题之我见

关于高句丽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和南北朝鲜之间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不揣冒昧,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一点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粗浅看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上)

本文拟从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开始 ,采用逆推论证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的辨析 ,论证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 ,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 ,进而究明此句丽侯与古代之“句丽”的关系 ,并论证“句丽”早于朱蒙之高句丽前存在于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是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的观点。     

高句丽的地方官制

高句丽政权构建是以五部为基础的,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共同组成了早期高句丽地方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构建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对外的征伐、领土的扩张,五部制度逐渐成为阻碍统治者对于加强国家权力管控的掣肘,为了适应国家政权发展的需要,高句丽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的地区外设立地方官。由此,形成了高句丽独特的五部与地方官并行的行政建制。伴随着高句丽早、中、晚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高句丽发展的每个阶段,五部与地方官制都表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形态变化。     

试论高句丽的社会制度

我们探讨任何社会制度，首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为注意的是基于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分析所存在的各个阶级，从而断定其社会制度的性质。高句丽建国前后，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使用铁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在这样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农奴向领主缴纳“赋税”，实际上是实物地租。这是我们判断高句丽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     

高句丽的民族构成述论

高句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貊、高句丽、秽、夫余、沸流、沃沮、荇、汉、百济、新罗、契丹、突厥、肃慎、倭等民族构成。     

南北朝时期朝贡关系对高句丽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南朝、北朝双方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大密度的朝贡往来,不仅使高句丽与南、北朝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而且也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这对促进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创作思想

公元四至七世纪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创作思想是以社会生活为表现主体,接受宗教与神灵崇拜的影响,融合外来文化艺术的渗透因素,对传统模式继承与创新。研究这些创作思想特点,可以加深对高句丽社会性质的认识。     

我国东北高句丽山城大遗址群研究

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东北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城邑制度,并对其价值进行了判定.根据高句丽山城遗址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遗产保护理念,提出了高句丽山城“大遗址群”的新概念,为其整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

《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朝在海南的建置有“珠崖郡”及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十县。本文认为 :该志所载有误 ;隋朝二世均在海南建置地方行政机构 ,其中 ,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 ;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 ,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三郡即珠崖、儋耳、临振郡 ;十县即义伦、昌化、感恩、毗善、宁远、延德、澄迈、舍城、临川、陵水县。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汉唐治边方略之比较

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汉唐立国之初都制订了类似的安内和外的方略,且带有强烈的为我所用之目的。同时,根据当时政治、军事需要和少数民族自身的风俗特点,汉唐都采取了以夷治夷的方略。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唐代更能娴熟运用以夷制夷及以夷攻夷的方略,同时能根据区域的特点制定十分灵活的管理制度。在战略上,唐能根据地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进取方针。另外,汉代的治边方略失于僵硬,而唐代的治边方略则失于过度宽松。     

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特点

隋唐时期山东手工业的发展颇具特点，形成了盐铁生产、药材制售、印染纺织、石器制作、船舶制造等多条生产链。深厚的区域文化积淀为手工行业的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与市场需求背景，行业新技术的及时采用保证了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阿胶、北海盐等终端产品的多种市场定位情形，表明唐代山东各手工行业绝非盲目生产。而石砚、羯鼓、天然药材、桑柘、楸、海盐等以自然富源为基础的产业链的形成，见证了隋唐时期山东合理利用自然富源并赋予其文化内涵的发展过程。     

文翁二题

有关西汉循吏、教育家文翁籍里和生卒年等生平基本问题异说较多。据《汉书》所载,文翁的籍里应当定为安徽庐江。文翁生年下限基本可定,而卒年则无从考察。安徽舒城发现的《文氏宗谱》中有关文翁生卒的记载基本不可信。     

试论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几个问题

唐代河北道共曾置州 6 8个 ,置县 2 4 8个 ,州可以分为权置之州和常设之州两类 ,县可以分为相沿入唐的隋旧县、唐复置之县和唐新置之县三类。不同类别的州县存在情况不尽相同。唐代河北道州县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变动调整、相对稳定、重新组合等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 ;而山川形便、历史传统、特殊时局以及地区经济等 ,则对政区的形成与演变起着制约作用。     

目录学视野中的子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由《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目录出发,辅以其他公私书目,通过对部类成立、类目调整现象的考察,发现子学具有如下演变规律：先秦九流学说走向没落;“小说”实现古今名实合一;实用技术类书籍地位提升;由汉至清目录编者对子学、子书的评价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子学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学与术,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种种关系。     

社会战乱对汉唐间农业税制嬗变影响的分析

汉唐间农业税制在中国农业税制史上的地位是非常显著的,不仅因其具有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在于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中国农业税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嬗变却是社会战乱作用和推动的结果。在籍人口大量减耗迫使政府把课税方式人丁化,田地大规模荒芜促使其建立均田制,谷帛极其短缺致使其征收实物。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