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论公孙氏政权灭亡的原因

汉魏时期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50年,最终被曹魏所灭。公孙氏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从外部原因看,一方面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均是公孙氏政权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攻灭辽东是司马懿进一步确立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声望的重要一步。当然,司马懿杰出的军事韬略更是平定辽东的关键因素。从内部原因看,公孙氏政权从建立之初就缺乏坚强有力的统治基础。公孙渊的个人素质也是导致其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

序言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迟至我国隋唐之际(公元七世纪),即已通过海上通道的北路直航了。其时,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即北部的高句丽,南部的百济、新罗。特别是后来的新罗,与我国山东半岛上的登州,隔海相望。由于高句丽的横阻,新罗没有可能道经高丽,沿陆上通道来华,唯一的办法,即是运用海上交通往来。     

“长吉图”地区与古代东亚各国的交往

"长吉图"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先后有肃慎、沃沮、夫余、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族等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先后建立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元、后金(清)等政权.这些民族和政权与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李氏朝鲜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这种友好交往无疑对今天"长吉图"开发开放有所裨益.     

试论隋与高句丽战争

隋丽战争的性质并非传统所说的是隋对高句丽的侵略 ,而是隋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 ;隋丽战争的同时尚需应付各自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导致了隋的灭亡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高句丽与夫余军事关系探析

作为地域相邻的两个强大政权,高句丽与夫余之间随着各自实力的消长而不断发生战争。笔者整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表现二者军事关系的史料,并作具体分析,进而归纳二者军事交往关系的特点及夫余战败、高句丽强盛的原因。     

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唐与新罗的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地位突出,然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求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1 唐王朝处理与新罗关系的政治策略 1.1 由持平到扶植新罗抑攘高丽和百济 隋唐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半岛鼎足相对。其中新罗一向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接受汉民族文化较早,号称“君子之国”。李渊建唐伊始,为创造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冀求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能“永敦邻好,各保疆场”(《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並倾心于唐,便在此三国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分别册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治夷”

隋唐时期,在中央王期的四周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东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地区主要有吐蕃、南诏,等等。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格局变化等方面原因,这些政权大都与隋唐王朝发生战争及和好关系,有的对隋唐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央王朝应当如何处理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呢?不同时期的不同君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唐太宗曾对侍臣们说:“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两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是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在唐太宗看来,解除北狄的威胁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战争彻底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和亲积极羁縻。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也对这一问题作过概括:“自古御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抚慰,二是以力驱除。”由于封建史学家对战争的议论及行动,对和亲及抚慰的记载和描述很多,便给后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战争、和亲及抚慰是隋唐王朝解决民族关系的根本途径。     

朝韩国力较衡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自1948年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分别建立独立国家以来,特殊的北南关系形成,双方随即展开了对政权合法性的激烈争夺。"由谁主导统一进程"决定着未来朝鲜半岛统一政权的性质,意味着朝鲜半岛北、南两个政权必然有一方将退出历史舞台。很显然,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自分别建立政权以来,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在制订各自政策时,其政策目标的确定以及对对方目标的评估均是基于自身的潜在实力。正是因为对阵的北南双方实力差距的存在,他们在不同时期制定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相互间的对立。半岛北南实力的消长是双方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正

泉男生在高句丽末期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盖苏文的继承者,权倾一时,其因内讧投唐,从而催化了高句丽的灭亡。同时,泉男生本人也成为高句丽灭亡前后移民唐朝内地的高句丽人的代表,并且在唐期间以自己的方式为唐朝做出了特殊贡献。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判定及特征分析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变奏.     

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

北朝时期山东文学区的文风有显著的变化,前期文学风格呈现出方正淳和的特点,而后期风格则清丽典雅。细究其变化,应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作用所致。内部原因在于传统文学家族创作陷入低谷,外部原因则是南来文风的渐入。双重原因导致了山东文学区在北朝期间文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隋唐南北融合的一次预演,呼唤着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关于唐代婚姻成立禁止条件的探讨

在唐代,同姓不婚包括同宗、共姓和姓音同字不同三种情况,有人认为唐律所称同姓,乃谓“同宗共姓”,亦“即尝同祖”者而言,其实并不正确。亲属不婚限制的是与异姓之间的婚姻行为,反对尊卑为婚。唐律和唐令都有官民不婚的规定,但互有不同,可能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前执行的是唐律的规定,之后则执行的是唐令的规定。在唐代存在有妻更娶妻的情况,但不能估计过高,有妻不婚的禁令基本得到贯彻。唐朝尽管没有僧尼不婚的规定,但由于唐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要求僧尼严守戒律,因此僧尼的身份在事实上已经构成婚姻的法定障碍,而且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僧尼不婚确实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唐初抗击突厥的比较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朝初期抗击突厥一样,都获得了对外自卫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但抗日战争胜利是三次胜利中自卫一方在形势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就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抗日战争集中了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和唐朝初期抗击突厥战争的优点,并把这两个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唐代江西科举的发展及其特征考究

隋唐以前,我国的各种人才主要产生于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关中地区,其他地区则十分地稀少。但是,隋唐以降,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在其自身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人才的分布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各地区的科举人才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唐代,江西的科举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科举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江西的袁州,其科举人才的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唐代江西科举人才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即在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