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现代家庭伦理

孝与现代家庭伦理张一夫每个人都为生活在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而感到幸福。而幸福家庭的建立，离不开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现代家庭伦理是对传统家庭伦理批判继承基础上的演进与发展。在中国传统封建家庭所滋生出的一切伦理道德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如...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和谐社会背景下理性解读和传承“孝”文化

中国社会正步人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生存和生活境遇日益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基于改善老年人生存境遇的追求，“孝”文化建设就成为和谐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孝”文化建设乃老龄社会中和谐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仍然需要“孝”文化作为维系情感的精神纽带，“以人为本”的代际和谐也需要“孝”文化的支撑。“孝”文化建设的不要误解或曲解或简单地肯定传统“孝”文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思维理解传统“孝”文化。在和谐文化背景下建设“孝”文化，要以“孝道派”与“孝治派”作为解读传统“孝”文化的一个落脚点．摈弃政治价值的专制和愚孝，抛弃迂腐陈旧的理念和繁文缛节，用西方“博爱”思想启发人们，“孝”文化不仅仅存在家庭伦理文化中，还可延伸至社会公德层面，从而在提倡平等、提倡正义的社会中扩展孝的影响范围，并使其得以可持续地传承与发扬。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伦理视域下破除人体器官捐献“坚冰”的新策略

目前我国民众自愿遗体器官捐献的比率极低,民众对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意识茫然,相关伦理制度及体制不健全。规范体系缺失、传统“孝”观念的影响、生命形式的单一化认知、公共意识缺乏,是影响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重要伦理因素。破除遗体器官捐献的“坚冰”,应建立科学、透明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充分挖掘传统“孝”观念中的“延续性”意蕴,认识“关系生命体”的生命存在新形式,通过宣传提升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     

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的法律施政体现 ,是在立法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予以严惩 ,并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共性现象 ,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诉讼文化被打上极其鲜明的人伦道德印记。     

境与中国古典喜剧美

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成长这一命题,与西方否定性喜剧相反,中国古典喜剧基于对生活的肯定,其基本类型是贬恶扬善、畅想“团圆”和微言刺上.哲学基础与审美形态是圆周性思维与评判式冲突,在“团圆”之趣中表现出顽强性与顽固性的抗争,唱出正义战胜邪恶的“生命”之歌.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     

儒家孝道与当代中国伦理教育

当代中国伦理教育,在汲取传统伦理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如何对待孝这一儒家文化的原发性的首要观念和德行。我们必须厘清传统之孝与现代之孝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孝是首德和泛德;在现代社会,它只能是子德,是基础道德。传统孝道既有亲情的民主性的合理内涵,也有封建性糟粕,新孝道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亲子平等。掌握孝道的“爱敬忠礼”的伦理精神本质,有助于提高现代孝道和全部伦理教育的水平。     

诗书画棋琴:古雅的生活艺术

中国文化不仅是伦理本位的,而且是泛审美主义的。在古典时代中国文人的生活中,可以没有佳肴、美服、高宅、官职,但是不能没有艺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们就懂得了在诗歌中寻找理想,在书法中感受风骨,在绘画中体验生命,在棋盘中忘却凡尘,在琴韵中寻找知音等“古雅”的生活方式。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新阐扬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阐发 ,显示了他学术和思想的渊博精深。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研究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 :孝的实质在于实行、实践 ;孝是社会教化和德治的最基本内容 ;孝与性命相联 ,而并非情貌等外在表现。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的新发展 ,在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其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社区之神与孝道实践——以一个乡村社区的调查为例

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离不开传统孝道的发扬光大,而现有关于孝道的研究多侧重文本分析,停留在理想化与抽象化的层次,缺乏与日常生活实践的沟通和连接。有鉴于此,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来调查分析一个具体乡村社区的孝道实践有助于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将抽象的孝道回归至惧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中来理解其含义,并探讨社区中以做人的逻辑为基础形成的意义体系即社区之神是如何维持孝道实践的,从而为有效地在全社会弘扬孝道奠定基础,使孝道重建不至于流为空洞的口号。     

孝道与唐代人的衣食住行

孝道伦理广泛渗透到唐代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衣食住行的方式上均有所体现。通过梳理及文献,发现子女需要尽心竭力地为父母长辈提供充足食物,并结合父母长辈的身体状况,合理搭配饮食;子女要将最好的衣服留给父母长辈,同时子女着装有礼仪要求;子女要尽可能地与父母长辈累世同居,并在居长期间有特殊要求;父母在时,子女尽量不远行,出行时要尊敬长辈,并为老者提供方便。可见,唐人的衣食住行方式总体遵循了尊长优先、便于行孝的原则。     

论孝与仁

孝和仁是儒家两个核心的德目.孝是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开端,孝以“能养”前提,其本质内涵则是爱和敬.儒家的孝道思想,还包涵着一种通过“慎终追远”以追寻人的生命本原的形上学意义.仁是全德之名,是德的总称,是一个关于为人之本和理想人格的概念.行仁,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忠恕为行仁之方,忠恕工夫所成就的,是人我、外内一体相通的境界.孝与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孝悌为仁之本;同时,孝悌亦必经由忠恕的途径推扩而至于“仁”,才能实现其所本有的道德价值.儒家在强调孝为德之本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又特别注重内外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传统孝道对青年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深受中国传统孝道的影响,青少年时代,他自觉按照儒家孝的规范“修身齐家”,在家庭生活中处处体现了一个孝子的情怀。陈嘉庚的孝道观念是在闽南文化和陈氏家族遗风的熏陶下形成的,也与他幼时所受儒家教育和家庭影响分不开。考察青年陈嘉庚的孝道实践,剖析其孝心、孝行的文化渊源,可以从一个侧面探寻陈嘉庚精神形成的源头。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公民孝道教育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吸收传统孝道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弘扬和提倡现代社会的公民孝道教育。加强公民孝道教育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然诉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公民孝道教育的现代内容包括感恩教育、养亲教育和敬亲教育;公民孝道教育的现代实施包括重视孝道的知性教育,加强孝道的情感培育和强化孝道的践行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孝文化研究述评

孝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孝文化的起源、内涵、历史流变、地位及现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不懈努力,硕果累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典范之区——徽州,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孝文化在这一特殊区域中与基层秩序、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孝文化与徽商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研究领域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探索。     

关于中国传统孝道的源与流

孝亲观念应该是随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阶段而产生的,传说尧、舜时代,便有了孝的观念和行为。具有信史依据的孝观念、孝行为和孝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内涵由"孝死"向"孝生"转变,成为子女善事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对"孝"进行理论升华,完成了对儒家孝道理论的初始建构。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对孝德文化的弘扬,甚至将其制度化和深入到启蒙教育等生活的各个角落。进入近代以来,孝文化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虽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传统孝道文化不能简单对待,而必须溯其源流,辩证分析,去糟取精,实现由传统"孝道"文化向现代"孝德"文化的合理转换。     

论传统孝道的当代建构

在当代社会中,传统孝道已难以维系,同时却出现了长幼颠倒、小依长、“养儿防不了老”等,与父母缺乏自省自律这些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如何构建当代的“新孝道”日益显得重要。构建当代的“新孝道”主要应在体现义务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提倡互益性四个原则性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观,并营造家庭内部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实现代际和谐,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