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二元法制成因初探

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元朝统治时期,中原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受到以草原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蒙古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蒙、汉两种法律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形成了元朝独具特色的二元法律制度。     

藏族与周边民族习惯法比较

藏民族有着独特的习惯法文化,其形成与周边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本文通过比较藏族、汉族、蒙古族、羌族、彝族等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分析我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异同,研究其内在价值以为现代法治之参考.     

蒙古族习惯法的法理学分析

蒙古族习惯法是蒙古族民间强制性的准法规范，它作为一种巨大深厚的社会存量，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成为蒙古族共遵共循的行为准则。时至今日，它的生态法律意识，诚实、信用观仍值得保留和弘扬，但其中自然经济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的随意性等缺陷应予以摒除，而新构建的蒙古族习惯法应该能够在我国大发展的过程中为国家制定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氛围。     

鲜卑习惯法与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北魏法制在中国封建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鲜卑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用批判的眼光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法制经验,有条件地保留、引述鲜卑的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成北魏法律制度.因此,北魏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现代化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法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态及其特征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在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对待其转型的态度。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现代化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法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态及其特征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在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对待其转型的态度.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坚持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发生了杀人、伤人案件时，依照“赔命价”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下，调整基层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除了国家法外，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现实的作用。文章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探讨了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如何来调适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古代蒙古族法制思维方式研究

古代蒙古族在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法制与宗教相结合的司法体制，具有明显的草原气息与帝国情结，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培养了民族自己的法律思堆方式与特有的法律内容，体现了法制道德化的特点；是生成中的民族心理在法制文化的思维沉淀；是民族性格的法制塑造。     

论8～16世纪伊斯兰教法在黑非洲的移植

８ ～１６ 世纪，伴随伊斯兰教在黑非洲的广泛传播，伊斯兰教法也移植到非洲传统习惯法的土壤中。伊斯兰教法使非洲传统习惯法的权威受到动摇，但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最终结果是，伊斯兰教法与非洲传统习惯法经过几个世纪的交汇，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非洲广大地区，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教法为主体，并辅之以非洲传统习惯法的新的法律文化构架，连同北非地区的阿位伯—伊斯兰化，共同实现了非洲法律文化的第一次重大变迁。     

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 ,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习惯法有机整合 ,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法制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高僧 ,被元廷尊为国师 ,是对蒙古文化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文化泰斗。他整理并规范了蒙古文书写系统 ,编写的语法著作是后世蒙古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作品。他继承蒙古文传统诗歌格律 ,同时吸收梵、藏诗歌的某些结构形式 ,使蒙古书面语诗歌格律趋于定型。古今中外学者常把搠思吉斡节儿同其他人相混淆 ,但这些人的生活年代与搠思吉斡节儿相距较远 ,可见不是他本人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蒙古民俗文化影响下的元杂剧的特征

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元杂剧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民俗文化的影响。元杂剧中有很多爱情剧、宗教剧和反映大团圆结局、节日竞技及节庆时杀羊造酒等习俗的情节,这与蒙古民族的思想、文化、习俗关系密切;元杂剧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这与蒙古族崇拜英雄的民族情结不谋而合;蒙古民族的审美风尚使元杂剧总体上呈现出酣畅淋漓、热烈奔放的风格;元杂剧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与蒙古民族的民间文学诸如英雄史诗、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元杂剧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语,更直接地反映了蒙古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蒙、汉文化影响下的元代都城建设

以元代都城和陪都作为整体考查对象,从城市选址、山水环境、城址规模、平面布局及各部分的形制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它们在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空间格局、生态环境建设及整体文化特质等方面的异同,探析了元代都城建置特色中的汉、蒙两种文化基因,指出了城市规划中的汉农耕文化及蒙游牧文化的有机糅融现象。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