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镇政权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产品要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而乡镇政权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最基本的一级主体政府;从有效管理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作为我国政权级次中最低一层的乡镇一级政权不仅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强化乡镇政权的重点是提高乡镇政权的运转效率,加大乡镇财政管理力度。     

利益集团、制度变迁与乡镇政权改革

随着分税制改革、农业税取消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趋于弱化,甚至趋于消失,文章正是基于乡镇政权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进一步弱化趋势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基本模型,得出我国有对乡镇政权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行性,而不具备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的结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权运行体制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伴随一系列制度创新,乡镇政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保障,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农村税费改革入手,研究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面对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困难等矛盾和现行的乡镇体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新挑战,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乡镇政权运行体制。     

论中国乡镇政权组织系统的职能分化

自1982年以来,中国重建的乡镇政权组织系统在横向分化和纵向分化上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是中国基层政治民主得以生长、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分化过程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为权力多中心、条块分割、非制度化和权责关系不明。这些不彻底的职能分化因素,既不利于增强乡镇政权、特别是乡镇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不利于乡镇基层政治民主实践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调适”还是“消亡”——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的走向探析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     

变革社会中的乡镇体制:现状与变革

本文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实施农村村民自治与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全国各地推进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措施与主要经验。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乡镇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具有全新特征的新阶段。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建设

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不仅包括群众自治组织民主,还包括基层政权民主。本文以村民自治为背景,以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为研究目标,阐述了村民自治民主发展对乡镇政权民主建设的推动作用,以村民自治为借鉴,对乡镇政权民主建设方案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并对乡镇政权民主建设的效应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简析。     

乡镇政权是什么——读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的运作逻辑》

当前的乡镇政府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一种是从价值关怀层面谈论乡镇改革,“应然式”的判断乡镇未来走向。在这些研究者眼里,“乡镇政权是什么”是一个已然明了的共识,无须再讨论。另一种是从制度层面探讨乡镇政权的性质。这类研究的问题是研究者多用现代政府的应然角色去解释复杂的乡镇运作逻辑,以至于发现与现代公共制度相悖的“乡村制度诸问题”。无论从“价值”角度还是“制度”角度研究基层政府,共有的缺陷是忽视乡镇政府运作的时空条件,     

村落变迁中的单位化——尝试村落研究的一种范式

单位体制曾经是1956年以来的中国计划经济和中国传统公有制的特征,中国的改革与社会变迁也就常常表现为单位体制或者说单位制社会的改革和变迁。本文提出,尽管单位在本来意义上是城市社会中公有制体制内人员的组织方式,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通贯性、乡村中曾经存在人民公社式的单位变体、改革以来某些村落自发学习城市单位,因此可以尝试从单位或单位化及其变迁的视角来描述、分析在一些村落中发生的变迁。     

村落社区中的实地调查

本文讨论了在对村落社区进行实地调查中的问题,重点分析了介入的途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村社精英人物对资料收集的影响以及对资料的分析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增强实地调查的科学性。     

村落城镇化类型及其发展趋势

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有的村落会消失,有的村落会获得复兴和再生。从一定的意义讲,这是村落的命数,但也是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村落实现城镇化的形式。这些形式主要通过大村庄制、村改居、拆村并居、迁村并居等具体方式实现。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落城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可以从中了解各种不同村落城镇化的形式、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论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意识形态是标明政党属性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天然地决定着国家政权的性质、结构和运作方式。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政权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政权安全其它方面内容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在为政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又从事实上为政治有效性进行阐明和辩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充分珍视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创建、维护和巩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

村落社区是与农业耕作制度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农村传统社会构造。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国家行政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村落社区的整合起着不同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农经济和工业化使一些发达村落成了“超级村庄”,尤其是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中,村落以其自身的方式吸纳了非农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异质性,将非农经济组织成功地移植到村落乡土社会的土壤中,完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历史使命。然而,这种“村办企业的社区化”,既不是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也不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趋势,村落社区面临着新的挑战。     

村落纠纷中的正义呈现

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现代法治在农村的下沉并非取决于法制是否完善或先进,而在于法制能否与关系网络和生存结构中所显现的利益相契合。纠纷作为一种关系受损或破坏的特殊现象,其修复的过程不单单是权利义务的法律分配,而主要是对人缘、人情与人伦的重建与复苏。这种现象导致中国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多元化的递进格局,即从非正式的双方和解到第三方调解,再到村干部调解和法院诉讼的阶梯化发展。乡土正义正是建立在关系网络与生存结构的双重维度上,是地方性知识的集合形式,是自发的本土文化的伦理道德之凝练。     

论抗日民主政权与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异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包括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 ,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性质不但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 ,而且这种政权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

羯胡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族群,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本主要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农作物引种诸方面对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探讨.     

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评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新视角

"东北易帜"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挫败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为了防止祖国的领土被分裂,毅然结束自己的独立状态,主动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将自己领导的地方政权合并入中央政权,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高尚行动.台独分子的言行正好与"东北易帜"的精神相反:为了一小撮的私利,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投靠外国势力,甘愿充当外国的走卒,与祖国为敌,一心想把自己控制的那块地方从祖国的母体上分裂出去."东北易帜"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启发.     

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

本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     

"村落边缘"——中国乡村研究忽视的维度

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村落研究脱胎于西方的部落人类学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语境中的部落和中国的村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两者的结构来看,村落有着部落所不具有的以村落边界为限的内外部多级结构,而其外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村落边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村落边缘的某种忽视,使中国学者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难以摆脱部落人类学的影子,从而存在对村落认识不够彻底的现象。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施坚雅、杜赞奇等人相关理论的吸收,提出了村落边缘的概念,并初步分析了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