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之辨误

"误读"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使用的批评术语,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错误解读"而致误用和滥用。事实上,当代批评理论中的"误读"说是20世纪西方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解构主义等文论流派逐步发展的产物,其要义恰是以颠覆传统的正/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出发点,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鼓励文本的多义阐释。"误读"说的理论价值不在于解构主义者"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武断教义,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启示,表明了一切阅读都具有误读性,一切既有的、哪怕是权威的批评成果都是非完美的、可质疑的;批评因此将不再是一种妄图直达意义和真理之"彼岸"乌托邦式追求,而是一种执着于"此在"的严肃而无止境的人生探索。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

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是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的产物。误读既表现为单一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自以为是"的解读,还可以表现为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不准确理解甚至误解。造成误读的原因是过分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即泛学科、泛文化和文化化等。文化的多元与冲突是误读形成的内在因素,跨文化研究是误读的外在条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学误读与文学变异

从一种文学现象的探讨到成为跨文明视野下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的研究越来越指向跨文明对话和融通的时代命题。从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再到其可能产生的建设性的价值和意义,构成我们进行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出发点;而面对误读与变异可能引发的价值失范和文化互信危机,构建多元文化生态,并保持这种文化生态的动态生成性,才是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理想出路。     

一自高唐赋成后 楚天云雨尽堪疑——关于巫山神女文学现象的互文性探讨

“云雨”作为男女之事的隐喻,历来认为源于宋玉《高唐赋》,实则它有更为久远的文化渊源,是文化互参、文本互渗的历史产物;在《高唐赋》与诸多文本的空间交汇中,“云雨”逐渐演化为性文化符号而世代承传;在具体文本中“云雨”的本义与喻义则往往混淆不清,其指涉意义只能在互文性中予以厘定;在“楚天云雨”话语中,互文性营造了楚地独有的诗文化风情;历代诗人对《高唐赋》或认同、追随,或否定、批评,实际上都是与它的对话;而批评者则用“误读”的方式对它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不仅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话语诉求,也反映了后来诗人挑战前文本霸权的意图;《高唐赋》在互文性中显示了弥久不衰的生命力,验证了其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性。     

论比兴与忠恕

从儒学文化—意义体系的整体视野出发,文学领域的范畴比兴与伦理及文化实践领域的范畴忠恕之间,或许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比和忠代表一种强调强制的内在同一性的意义机制,而兴和恕则代表一种对于差异性的尊重和综合的意义机制。由于比和兴属于诗学与文学范畴,它们没有实践性的经验指涉与连接,因此是一种空的意义机制,但正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元意义机制;而忠与恕,则是伦理与文化实践领域的意义机制,它们起着对于实践图式与实践关系的规定作用。同时,在对于比、兴、忠、恕进行的交叉释义和两相比照当中,涉及这些范畴的一些疑难和有关儒学文化整体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变得明晰起来。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文化误读成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误读理论和接受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理论基础,然后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成因及表现,再后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最后指出应慎重对待误读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     

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关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

由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一种文化中的人在理解另一种文化时会产生一定的误读。动画影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是由生活在美国文化中的华裔或美国人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其中必然有误读的成分。这些误读的成分却恰恰是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传播的表现。而《功夫熊猫》中好莱坞梦工场向中国人展现了关国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深层正确解读,这正说明了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文章就影片中各自展现的中国文化表象及美国文化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花木兰》影片对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传达比较忠实,而对深层文化传递中带有着明显的美国文化的痕迹。其误读的价值体现在促进了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同一话题的全球化阅读。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再阐释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著名的解构性阅读理论,与传统的"误读"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文章阐述了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指出"影响即误读"理论是在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影响下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旨在改变读者被动的接受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以更好地实现文学价值.     

走向一种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社会科学哲学

本文反思一种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这种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这种形态的社会研究探索和质疑盛行于当代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力图意识到其他生活形式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因此,这种社会科学观与实用主义的视角完全一致。在实用主义看来,是语言和知识,而不是表述性的行动拓展了人的可能性的范围。在许许多多的学科中,不同形态的社会研究已经探索了这种自我指涉的知识,例如,系谱性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后过程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转向。本文把这种自我指涉的知识放在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的语境中来考察,认为这种类型的知识与新实用主义中的激进传统,尤其是与其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再论跨文化变异与误读——以20世纪中上叶中国接受俄苏文论为例

从20世纪中上叶中国对俄苏文论的总体接受情况来看,中国在接受俄苏文论的过程中虽然有关怀现实、反思现实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其基本特征是接受者从自身现实语境、主观倾向与文化传统出发去接受俄苏文论,所带来的主导倾向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工具化.跨文化理论如译介学、误读理论与接受学充分褒扬接受者的改写、误读与变异所带来的意义与价值,但从中国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的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态度似乎有失全面与客观.     

财产稀少性与所有权排他性的统一

:财产稀少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是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基础。稀少性财产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权制度安排 :排他性所有权和非排他性所有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产稀少性可以同非排他性所有权相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稀少性只能同排他性所有权相容。现在 ,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内在需要的是稀少性财产与排他性所有权的统一。     

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

“误读”接受是文学解读过程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读者解读文本 ,探寻文本意义内蕴的本真 ,或有意深文周纳、曲解文意 ,别有所解 ;或虽有超越文本本事本旨 ,但细细辨绎 ,又往往与作品的意蕴暗合。本文从分析“误读”的成因入手 ,试图阐明“误读”的审美价值及其美学意义。     

文化误读中的证同审美效应

文化误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异域文化的解读,而且直接影响到人们接受异域作品时审美效应的走向.证同审美效应就是在文化误读中出现的特殊审美现象.它是接受主体借异域艺术符号来抒本民族之情的一种"先得我心"的审美心理反应,也是主体对于异域文化的硬性同化过程.这种证同审美效应与共鸣效应有着本质不同,它主要表现为某一民族从异域作品中所获得的独特审美认同感,因此,我们不可以把证同效应与共鸣效应混为一谈.     

误读与读者接受

误读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对他种文化和历史文化审美过程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有关误读的理论,主要是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提供着理论支持。具体到文学领域,误读是对文学作品的别有所解,是对文学现象在一定时期内永远不能穷尽其文本内含的解读现象。一部文学史,是人们接受的历史,也是人们对文学作品误读的历史。进一步讲,误读是在审美过程发生的,不断揭示审美对象的内含,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解读形式。正因为审美接受过程中有误读的存在,在文学史上才有所谓说不尽的哈姆雷…     

论文学的“误读”接受

“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文学的审美接受是作家所创作品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所创作品提供的信息与接受者所获取的信息,常常表现为不尽相符的有趣矛盾:文学作品本无此意,而读者却读出彼意,甚至是极富创造性的“误解”,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这便是文学审美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一“误读”接受是中外文论史上一种非常普遍而客观存在的共相,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为中外文论家所共同认知。同一个哈姆莱特,在歌德看来,是一个具有艺术家的敏感而没有行动力量的悲剧人物;在柯尔律治看来,是一个像哲…     

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存在的合理性

文化误读往往被认为是文化交流中的壁垒,是交流学、翻译学批评的对象。本文从文化哲学、现代释义学角度阐述由于前见与视界问题的存在,误读存在与文化融合的合理性。并以梭罗创造性理解中国典籍为个案,分析论证了误读实际上是带入性理解。因此,面对语言文化差异不能只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更要以开放的态度寻求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     

略论圈子文化的弊端

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交际理论,集中探讨了圈子文化弊端一是其非原则性,二是圈子间的排他性,三是圈子中的非和谐性.圈子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文化,它对文化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的历史意识——论菲利普·罗斯对亨利·詹姆斯的继承与超越

菲利普·罗斯在作品中大量指涉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表现出对詹姆斯影响的焦虑,罗斯是通过继承并超越詹姆斯而成就自己的艺术。罗斯在创作中秉承了詹姆斯的文化守成主义,强调历史与当下的统一性．但是这种文化守成主义经他的改造后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罗斯打破了历史与当下的绝对统一,常在作品中改写历史、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发掘历史的多面性、赋予当下生活以多元性。罗斯走出了詹姆斯的困境,而自己又陷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悖论之中。     

文化"误读":一只看不见的手--试论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文化"误读"是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而翻译活动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因此其各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着重从三个不同侧面分析了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误读"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误读"导致翻译的"误译";文化"误读"影响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一定文化制约下的译者应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尽量减少文化的"误读".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意识形态论

个人化叙事是一种新的公共性表意模式。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公共意义模式,它主要指涉个人与公共历史的互动关系。在性质归属上,它是一种以审美形式呈现的个体性的意识形态。在比较语境中,它表征着女性主义话语的伦理立场。在主题选择上,它言说着日常生活的公共历史意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公共性的无意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