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试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词(诗歌)的意境分为两大类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紧接这一则之后王氏又说: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概括起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是指“以我观物”“由动之静时得之”的一种“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宏壮”境界;无我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佛禅旨趣与竟陵派诗论

以钟惺、谭元春为主的竟陵派受佛学浸润颇深,“幽深孤峭”之中也有禅趣在。同写空寂之境,王维多摹状自然物境,竟陵文人以注重表现“性情渊夷,神明恬寂”的心境而更得禅定之趣。钟惺“静”与“厚”的诗学范畴都与佛学有关,两者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沉潜浑穆的美学追求,虽然这在其创作中表现得不很充分。钟惺诗歌中“静”理的直豁,与明代后期的“说”禅风气有关。钟、谭笔下的自然山水往往森然冥、落落瑟瑟,与其浸润佛学、深悟苦谛不无关系。     

唐诗“空山”之境的音响美学效果浅谈

在以“空山”物象入诗的唐诗作品中,艺术地运用空山回声、猿啼声、钟声、雷声、子规声、鹤声、泉水声、马嘶声等音响诸元素,以有声衬静的艺术手法形象地营造出“空山”之境的“幽、静”等境界,达到静动相谐的美学效果。     

佛禅美学与刘禹锡的诗学思想

刘禹锡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虚静成诗论、境生于象外说和崇尚自然清丽之风格。而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禅美学的影响。虚静成诗与定慧思想有涉，境生象外说与佛学识有境无论关系密切，而自然清丽的审美追求又明显受到佛学本末清净观的影响。     

韩愈诗歌风格的形成探析

<正> 不管是毁,还是誉,韩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舞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己经无人怀疑.“韩昌黎体”这个名称的出现,就是证明.诚然,韩愈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韩昌黎体”不主一端.但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作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有它的基本倾向,它的大端.韩愈诗歌风格的主要方面,叶燮在诗论中已经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力大”、“思雄”是韩愈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后来,赵翼更加明确地指出:“昌黎自有其本色,仍在‘字从言顺’中,自然雄厚博大.”“雄厚博大”,这是韩愈的旗帜.他正是以这种风格,在流派纷纭、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成为后代诗人仿效的榜样.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总体态势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中总体上贯穿着两种审美观念：一是诗论色彩较浓,侧重于华丽美意义的观念;二是剧论色彩较浓,侧重于素朴美意义上的观念。两种审美观念的冲荡融合激发出明清戏曲风格理论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的颗粒”的思想见解,即以汤显祖、吕天成、王骥德、李渔等人为代表,对素朴关、华丽美这两种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同时肯定,以及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并互相融通的审美理想的倡扬。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发展态势,在戏曲雅俗的种种讨论中也得到深入表现。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直抒胸臆下的真情流露——论弗罗斯特诗歌的直接抒情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方式,抒情是作家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理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任何抒情诗都有一个关于抒情方式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诗人往往会因自己的诗学理论和个性气质而采取不同的抒情方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以此突显自己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弗罗斯特在抒情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其多变的抒情方式就是其典型表现。其中,直抒作者之情是弗罗斯特最有代表性的抒情方式。诗人在其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农事诗时常通过直抒抒情主人公“我”或“我们”的胸臆来流露真情,实现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论晚唐诗词抒情方式的创新——以李商隐和温庭筠为中心

李商隐的爱情诗和温庭筠的曲子词,共同展现了晚唐诗词秾丽深婉的美学特色,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抒情手法上的创新.李商隐的爱情诗,隐去具体情事,将情感物化;温庭筠的词,隐去作者,为人代言,将情绪审美化.晚唐文学抒情方式的这一创新,推动了晚唐五代词体的定型,成为词体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