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及对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少对抗多和解的诗体演变史。古代汉诗诗体的形成采用了人民创造、官方倡导和名诗人创制三种方式,其进化通常采用的是诗体渐变的文体改良而非诗体突变的文体革命,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有主流诗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诗体垄断,诗体总是呈现主流诗体与非主流诗体、时尚诗体和古旧诗体多元模式存在。古代汉诗诗体是新诗三大重要诗体资源之一,对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和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诗对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和百年新诗史中始终存在的律化与自由化对抗现象,都与古诗休戚相关。古代汉诗诗体对新诗诗体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余光中的翻译观

余光中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也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通过长期亲身的翻译实践与教学,摸索出一套别具一格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是一种变通的艺术,要形义兼顾;翻译者需具有学者的学识和作家的灵气;优秀的翻译教师应从事大量的翻译实践。     

诗体自觉与美学回归--论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

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排斥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自觉追求音乐性,出现了格律化倾向,对早期诗歌的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进行了反拨.这标志着艾青诗歌形式意识的自觉,也标志着诗人对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和含蓄蕴藉的传统抒情方式的部分回归和继承.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论格律诗是汉诗定型诗体及唐代的诗体格局

汉诗由不定型到准定型再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唐代才建立起定型诗体和格律诗。格律诗确立了汉诗的音乐美形式特征,构成了严格的齐言体,形成了书面文学的建筑美,为汉语诗歌(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重视听觉效果和视觉效果、将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作为主要的两大外形式特征打下了基础。唐代形成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垄断诗体后,汉诗诗体的齐言体格律形态完全形成,形式的变化日趋缓慢。唐代仍然是一个以格律诗为主导、其他诗体为辅助的多元诗体并存的时代,出现了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高雅诗体与低俗诗体共存的局面。     

中西诗歌翻译的改写与诗体移植

《天演论》的译者严复提出"信达雅"历经百余年,文学翻译评论家成仿吾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两种方法,以庞德为代表的中国古诗词英译实践,以卞之琳为代表的英诗汉译,都在不同层面上追求忠实于原文。优秀的创造性翻译(改写)的汉诗英译,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采,并影响了美国诗歌创作;以似致信的英诗汉译法,忠实地再现原诗格律形式与意义,发挥汉字在诗歌表达上所具有的意象和音律上的优势。中西译诗的成功案例均展现了原诗精髓:以诗译诗,气韵神采,跃然纸上。     

美学术语与美学视野的汉语生成

"美术"与"美学"等词从内涵模糊、外延交错到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过程正是汉语语境中美学视野的现代确立过程;也是从美学的观念引进到学科对象与方法的成型再到方法多元化的论域成熟的过程.具体来说是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学者建构哲学美学、社会美学、艺术美学与心理美学等维度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美学视野.     

试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进入文学这一领域后形成的言语变体,是主体为了追求语言的表情效果和关学效果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脱和偏离的有意味的话语形式。诗性,是指人的精神的创造性。文学语言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精神。研究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可以更加深入地透视文学语言的“人性化”、“感性化”的审美属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学语言美的本质。     

扬起自我的风帆--诗美创造谈

诗是诗人自我审美沉思、追寻、创造的结晶.诗人的自我表现与张扬,是诗美创造的原动力.自我表现是人之天性;自我意识是自我表现的人格动力;自我表现是艺术规律.小我即大我,缘于文化基因的滋养,社会意识的印迹,人类情感的灌注,接受大众的代言人.诗就是以我手写我心,写人类之心.     

宋代诗社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

宋代文人喜好集体行为和组织行动,这是现实环境的选择,也同时说明了宋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宋代文人集团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呈现自己的行为方式,希望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品格。而诗社的成立更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它不希望做任何神圣物的附庸,它要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存在形式,这个组织是为做诗而存在,它不同于旧有的一切功利的、世俗的组织形式。诗社的活动、诗歌的品评,使创作从个人活动走向一种群体活动,并进而逐渐在群体中形成相对一致的美学标准和追求,并最终形成一种势力,形成一种风尚和流派。宋代诗社对宋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李渔诗风宗中晚唐及其原因探析

李渔以戏曲、小说创作及戏曲理论奠定了其文学史地位,其诗名反受遮蔽而不彰.李渔诗歌流畅浅近、清丽绮艳,颇有意趣和特色,呈现出宗中晚唐的趣向.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李渔的思想经历和文学创作理论等是形成这种趣向的主要原因.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论《文选》中的边塞诗

《文选》所选边塞诗体现出魏晋刘宋一段历史时期边塞诗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变化可从两个方面阐释:诗人主体由不具备边塞意识转向具备边塞意识;诗歌从建安军事诗衍变为刘宋边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