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近人蔡嵩云在《乐府指迷笺释·引言》中,对宋末张炎的《词源》及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的论词主旨及其对清代词论的影响,作过如下的综合评价: “《词源》论词,独尊白石。《旨迷》论词,专主清真。张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真,则以其合乎上揭四标准也(按:四标准指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降及     

姜白石“令”体词调歌曲“倚声”手法探微

白石十七谱是宋词文学创作与音乐理论高度结合的宝贵实例。就中四首旁缀音谱的“令”体词调歌曲,系先有音乐“定腔”,后“倚声”填词之作,是研究宋词以文从乐手法的珍贵实证。依据《词论》“别是一家”的音乐文学体性论,姜夔《大乐议》的四声清浊主张以及张炎《词源》的歌词五音协律例证,可归纳、提炼出使文字四声五音与音阶清浊轻重相协谐的宋词“倚声”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四首词调歌曲的文乐关系展开逐字辨析,并以句拍为单位,实证以《词论》为代表的音乐文学理论,在宋词“倚声”填词实践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终回归《词论》《词源》对雅词协音不易、“知之者少”的文学判断。     

端庄杂流丽 刚健含婀娜——苏轼词风格管见

论起苏轼词的风格,历来的观点是“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张綖《诗余图谱》)、“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也有以为苏词“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丽舒徐”(张炎《词源》)。但仔细品评,觉得在苏词中纯豪纯婉的     

唐宋《望江南》词调的创制源流与声情特征

《望江南》是唐宋词坛存词数量最多的一支“金曲”词调.关于其音乐渊源和创调时间,历代主要有创调于隋炀帝、李德裕和开元教坊三说,而以开元教坊采录或创制最为信实；以敦煌词《望江南》“敦煌郡”双调体一首为最早,李德裕《谢秋娘》佚词和白居易《忆江南》三首,以及晚唐皇甫松等《梦江南》等词,皆为《望江南》之改名与异名.关于《望江南》词调的声情特征,通过对所属宫调和歌词字声等方面的考察,可获知它具有清越、和婉的总体特征,兼具南吕宫“感叹伤悲”和大石调“风流蕴藉”的审美风情.     

浅论晏几道词的思想意义

晏几道(1030?——1106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幼子,著有《小山词》。后人论词,常称其父为“大晏”,称其本人为“小晏”。小晏是北宋令词造诣最深的作家。冯煦曾誉扬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但是,对小晏词的思想意义,古今词论家却存在不同的认识。对小晏词评价最高的是北宋诗词名家黄庭坚,他在《小山词序》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之后极力肯定小晏词的词论家固然不少(如陈振孙、王灼、毛晋、周济、冯煦),但他们着重赞扬的还是小晏的才华,而不似黄庭坚极力赞扬小晏词的思想意义(参看唐圭璋《宋词     

杨慎《词品》述论

在明代词学史上,杨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词学家.他在《词品》中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词的格律及其它

词是“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引自王力《汉语诗律学》）。 词虽是诗的一种,但又不同于“旧体诗”。旧体诗特别是其中的“近体诗”格式只有那么几种,而词则不然,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每个词调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格式。每一个词调都有自己的名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词牌”,例如《如梦令》《水调歌头》《沁园春风》《西江月》《蝶恋花》等。随着词、曲分离,人们所作的词都同词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不用词牌的本义,如用《忆江南》词牌,其内容不一定就是对江南的回忆。因此,人们一般在词牌之外,另加一个词的题目。     

《孟子》中“之”字用法论析

“之”字是《孟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它词性多样 ,用法灵活复杂。其用法几乎包含了其他经典中的所有用法 ,而且它书中没有的用法《孟子》中也有使用。弄清“之”字的用法和作用 ,对深入理解《孟子》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法特点、修辞手法均具有重要作用。《孟子》中“之”字用法有五 :动词用法 ;代词用法 ;助词用法 ;兼词用法 ;连词用法。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周济词学理论的破与立

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关键人物,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关于白石的一段点评,最早正面提出“寄意题外,包蕴无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纲领意义。周济以“破”带“立”,对“今人”标举姜、张,讲究“磨盘雕琢”的创作风气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寄”、“意”兼重而至“浑化”的词作审美理想。周济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其立论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理论高度,对常州词派的最终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天下同文集》选词刍议

《天下同文集》是元人周南瑞编选的诗文集,存词三卷。该选集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元词成就。从该集所选词人群体的多元化,对本朝文学的肯定,可以窥见元人海宇混一的盛世心态,元代词坛南北逐步合流的情况;从所选词作的风格特征,可以看到编者受姜、张词派影响,崇尚雅正词风,推尊词体,审美趣味与元代中期平易正大的文风趋近。     

周密诗、词之考察

周密是宋元之际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富。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两种文体之间因为渗透了周密的文学思想、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共同之处,比如:崇尚自然、工于炼字造句、善用事、追求清雅之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诗、词作品间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是,诗、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尤其是周密严守词自是一家的观念,导致他的诗、词所表现的范围有明显区别。周密诗、词作品中体现出的互动与不同,与南宋晚期文坛对诗、词的认识是一致的。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中华竹枝词全编·海外卷》补遗

迄今为止网罗最全的竹枝词辑集,为丘良任等编的《中华竹枝词全编》,然珊网遗珠,间或不免。笔者近读清人王之春《谈瀛录》《使俄草》二书,检得海外竹枝词三种,掇录于此,用补罅漏。     

大晟词派质疑

所谓的“大晟词派”,所追求的很难说就是“典雅”的风格;它也不能称为“格律”词派;周邦彦不能算作“大晟词派”的领袖。文章最后对“大晟词派”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必要性表示怀疑。     

宗经与慕骚——骚雅词的抒情精神内涵

"宗经"与"慕骚"是骚雅词的精神内涵,自晚唐五代以来,词在发展过程中兼容会通,深受诗教雅正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吸收楚骚怨慕精神,不断开创拓新,延续了传统诗学比兴递嬗,托兴深微的通变与创新,成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精神,展现骚雅词博通之趣。     

草窗词词调声情探微

周密是宋季著名词人之一。在其留存的一百余首词作中,词调丰富,声情繁茂,创作技艺高超。通过草窗词作的具体分析更能进一步掌握词调与声情之间的关系,并可窥见晚宋词坛的创作走向及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