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权能区分"理论探析

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是其民主宪政理论的基石.权能区分的目的是要解决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的"万能政府"主张与现代"人民主权"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权能区分"理论的逻辑并没有将政府与人民放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而是强调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内在依据是政府官员的道德人格.因此,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展现出了与西方基于人性的悲观预设而演绎的立宪主义相异的旨趣,他将自己的理想政府建立在"公仆"道德的地基上,而很少考虑针对权力可能被滥用所需的补救机制.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县乡关系的几种理论模式

对于县乡关系的代表性描述主要有"压力"、 "同构"、 "共谋"、 "互动"等理论模式.所有这些理论描述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县乡之间的支配性权力关系,正是这种支配性权力关系内在地决定着上下级政府间的"职责同构"和"共谋游戏",上下级政府之间所展开的一系列互动、博弈也是在这种支配性权力结构中演绎的.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改革借鉴作用的思考

在国家层面,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是政府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政府改革的真正原因,是全面、准确理解与评价"新公共管理"的关键。"新公共管理"虽然对我国政府改革有诸多启示,但中西政府改革在其所针对的问题、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基础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根本的区别。因此,"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作用十分有限。     

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超越"虚拟的美丽"——"虚拟政府"引论

虚拟政府是电子政府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因为,当今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政治与政府组织的虚拟化,也引起了政治与政府权力的转移.结果,虚拟政府对传统官僚制构成了一种挑战与变革的力量.在利用网络空间重塑官僚制的过程中,政府再造必须落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而且,只有在公共服务质与量的提高上,才能着实超越"虚拟的美丽".     

"政府产权"范式的理论内涵及其对政府改革的意义

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与其它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和替代关系,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不在于盲目的减少政府干预,而应当通过推进政府产权改革,有效地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解决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就中国目前的制度结构和市场发育状况而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会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只有通过推动政府产权改革,明晰政府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防范各种潜规则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充分保障社会的各种交易权利得以公平实现。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政府产权"的理论范式,以期为政府改革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大部制"改革是行政改革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部制"改革面临诸多问题和难题,包括各界对这场改革的期望过高、部门职能边界划分难以明确、大部内部"三权"之间的制约和协调,如何使大部委真正为服务型政府的愿景而运行,如何化解利益调整中的阻力,党政机构如何有效对接、对大部门的运行如何监督等.大部制的改革应当采取渐进式的道路和方式,要提升改革执行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应当在大部制中转变职能,地方大部制改革要走差异化道路,要培育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并建立改革评价机制.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

<北齐书·宋世轨传>所记高洋对大理少卿宋世轨所说的"台欺寺久",反映出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纠察和司法即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理寺或廷尉为审理刑狱的机关,而御史台为纠察百官的监督机关.两机构之间既存在着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关系,其地位又有所差别.保持御史台和大理寺之间微弱平衡的均势关系,既有利于保证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减少冤狱的产生,也是皇帝对司法机关乃至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控驭的政治手段.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     

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基于张康之教授社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

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此启发下,笔者认为第一,相对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概念,"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有着更深内涵的概念,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级关系;第二,在人类历史进入"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时代,"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组织的主导价值是一个深刻的变化.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并联系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历程,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历史变化并作出清晰的表达,是对"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治理理念的论证与诠释.     

"两型"社会建设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定位分析——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例

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要实现"两型"社会的目标,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关键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创新.推进综合改革试验,需要正确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循环机制.     

对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思考

"大部制"改革是中央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建立在对前五次改革基础上的认识深化和现实选择.地方政府是"大部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关系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明确改革的方向;制定总体规划和配套措施,统筹协调、扎实推进;结合本地方实际,追求改革的实效;调整权力和利益关系,并用法律手段来确保地方政府改革的持续稳定发展.     

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以浙江台州椒江的地方性知识为例

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政府权力结构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政府权力结构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作为今年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亮点的"大部制"改革,针对的就是政府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权力结构有了很大调整,但仍存在着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通过对以往改革的梳理和总结,进一步推动政府权力结构的创新.     

政府制度创新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是一种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公民参与的政府制度创新活动。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具有政府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协调、防范"悬浮式"改革问题及注重公众参与作用等。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应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整合,建构行政服务局,扩大公众参与。     

深化改革须从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

过去30年我国进行的改革是权力主导型改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段时间采取权力主导方式不仅必要,甚至别无选择.但是,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内外经济社会等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权力主导的弊端和不适应问题也日益暴露了出来.为了深化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这是改革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利益关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都要求深化改革由权力主导转向依法推进;更需要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看这一问题,依法治国也包括依法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