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

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石门颂》与北魏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写,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堪称汉魏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本文试从比较美学角度将《石门颂》与《石门铭》的书法艺术作一管窥,限于学识水平,舛误和疏漏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首先,从《石门颂》与《石门铭》书法艺术的笔画特征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笔的缓、急、     

石门摩崖书法艺术散论

位于汉中市北二十公里的褒斜道石门摩崖久已闻名于海内外。据镌于东汉永平六年的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记,汉中郡守鄐君“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石门开凿时间距今已一千九百余年。以石门所在地昔有栈道飞虹、车辆频频之盛,又有群峰叠峦、银涛滚雪之奇,历代文人墨客至此而情动于衷,每每记事抒怀锈刻于摩崖之上。如此历代相延,在谷中留下东汉至明清石刻文字百余处。六十年代后期以修建褒谷水库     

汉《石门颂》、《郙阁颂》的文化特征比较初探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镌刻在褒谷石门西壁的摩崖石刻,《郙阁颂》是东汉建宁五年(172)镌刻在略阳县(穴且)口的白崖,嘉陵江西岸峭壁上的摩崖石刻。书体皆为汉隶,都是我国著名的汉刻。现在这两方摩崖一个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一个迁到略阳县灵崖寺。至于它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在金石学上的地位,素为历代学者和书法家们所推崇。然而,对这两方摩崖的文化特征有何异同?应作何认识?看法则不尽一致。研究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这两方摩崖刻石的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这方面作点比较论述。     

初论《石门颂》与汉简书法之关系

汉《石门颂》本名《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是汉代摩崖、碑刻中的精品。古今书法家对《石门颂》书法艺术作过大量研究,但对《石门颂》书体产生的根源探究似嫌不足。本文试探讨其与汉代流行的汉简书法书体之间的联系,述一管之见以就教于金石书法界之同好。     

汉《石门颂》在文学史文献学上的价值

两汉赋颂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兴盛。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对此均有述录。从两汉到现今已去两千年上下,沧海桑田,兵燹水淹,而今谁要想看看两汉赋颂本来面目的文字,真似异想天开。然而,在对褒斜道石门汉魏摩崖石刻文字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这样一篇极为难得的东汉颂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诗经》雅颂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中国文化的母题,渗透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各个方面。《诗经》雅颂里充满了诗意化的天人思想：先民们从“天生万物”而萌生了“天生人”的观念,天被视为有生命的实体（上帝）,它成了最高伦理道德的化身（天道）;因君为天之子,故天君同道,君应有德,顺天保民（王道）,否则君违天道,王位将倾。这种天君同道思想是基于现实的苦难和先民对理想政治的追求;这种诗化思维,对天的神化与对君的控制并存,其结果是在现实性的虚幻中实现了理想化的满足。     

论书法艺术

古代书家有所谓“书者,心之迹也”的说法,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起到“发人意气”的作用。明代祝枝山说得更具体,认为“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斂,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     

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

《西狭颂》距今1835年,实物遗存的完整性是汉摩崖文本中鲜有的,而其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有着特别之处。自北宋至乾隆初,官宦、文士寻访者众,但多猎异和赏书者;至乾隆以降,《西狭颂》文本传扬渐为广远,惜文学层面研究欠缺,其文学地位和价值至今鲜有卓识。《西狭颂》在我国碑铭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中作用显著,有其独到的地位,文学价值不应忽视。     

《红太阳颂》简析

这是一篇抒情散文。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副刊《战地》上。作者刘白羽。全文除引子外,共分五部分,选作教材时,删去了其中第二部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在这个不平常的日子的前夕,作者激情澎湃,思绪万千,发表了这一篇《红太阳颂》。在当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革命人民都深情地、亲切地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只要一提到红太阳,人民就自然地想到     

论《颂》诗不是原始宗教诵辞——《<颂>诗新说》商榷

《颂》诗中的“颂”字,历来多释为“容”,而《颂》诗本身则大家公认是周代宗庙祭祀的乐歌,是一种溶诗、乐、舞为一体的表演艺术。近世以来,有人提出异议。张西堂先生认为“颂”即“镛”字,为“镛钟”。此说虽在释字上有悖于传统说法,但仍认为《颂》诗含有歌乐舞蹈。最近,刘毓庆先生撰有《<颂>诗新说》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颂》诗源于“诵”、即诵读,疑其本字为“用”,为宗教祭祀时开册朗诵意,并由此以为《颂》诗不是乐歌而是原始宗教诵辞。这就对《颂》诗的性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此外,他还提出大武乐章不入《周颂》的新说。笔者冒昧揣摩,觉得刘文不无不妥之处,故在此谈谈不同的看法,敬祈刘先生并方家指正。     

谈无门和尚《颂》

去年迁入新居,唯觉四壁空空,缺少点缀。一般市售字画又不中意,便索性自书宋代无门和尚的《颂》挂在墙上自勉。没想到引起许多老朋友驻足欣赏,玩味再三。当然,他们不是欣赏我的书法,而是赞赏诗中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禅意。原诗为: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橘颂》解

《橘颂》在《九章》中只算小品,不是大篇、杰作,从来的注释者评论家大都轻轻地放过它;甚至现代的《楚辞》学者怀疑它不是屈原的作品,压根儿从《九章》中删除它,不肯把它著录在他的所谓"屈赋"中(如《屈赋通笺》).现在,我们就从橘说起罢.一、橘在楚国与《橘颂》之所以产生橘是一种什么植物?橘、柑、柚在植物分类上同属于芸香科.橘,旧解有时包柚(木繇)而言,有时包柑(甘)而言,包橙而言.详见吴仁杰《离骚草木疏》.     

周初《颂》教

颂源于祝嘏神辞,它并非只是以仪式意义存在,而是具有实在的语言意义,在典礼中担负着诰教王、贵族子弟之功能。《颂》所承载的思想与《尚书》几乎一致,两者共同规范着周人精神的主体方向。颂教在周初便发生了,其实现形式有典礼中的展演、语说和学校教育中的记诵、语说、"道古"。在周初《颂》便具有了"经"的性质。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     

说《风》《雅》《颂》

说《风》《雅》《颂》袁长江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这毫无疑问。但这种分类是以内容分，还是以音乐分，抑或以伴奏乐器分，几千年来一直争论。现在的认识，似乎趋于一致了：认为是以音乐分。但细细推敲，似有许多疑窦。我想就风雅颂的由来及其衍变情况的分析，重新考察风...     

《鲁迅诗稿》书法艺术探寻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必备的文化素养与技能。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书家是中国近代社会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他们虽无心于书法但却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成就对当代书法学习、研究以及书法的良性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鲁迅先生的诗稿,融诗之情与书之韵于一体,以独特的文风气韵和真挚的情感,不仅为书法提供了更为深广的内容与审美空间,而且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空间,扩展了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无疑是我们研究鲁迅先生书法以及精神世界的最宝贵资料。     

《兰亭帖》的书法艺术特色

《兰亭帖》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自问世一千多年来,为历代善书者所推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对书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书家无不从《兰亭帖》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兰亭帖》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晋代以前,书坛上的篆、隶、真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