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渗透着他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观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并能加深我们对于现代共同体生活的理解。     

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释及其启示

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概念的诠释。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渗透着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就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概念,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使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道德选择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首先,从三个方面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其次,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就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这样,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初探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这种不全面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其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义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哲学及其产生现有的资料表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最先通过区分哲学与其他学问而确定了哲学的对象,说明了哲学如何产生的人。对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或别的学问)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几个步骤实现的。首先,他区分了知识和经验。哲学和具体学问都以追求知识为目标,都以自然的必然性为认识对象,它们都属知识体系,这是其共性。但在他看来,经验只能认识个别,     

“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新探

中庸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方法论和全部思想的基石,是贯穿于他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红线,也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一思想渗透在他的悲剧净化理论、生命美学以及艺术美论之中,中庸是打开亚氏思想宝库的金钥匙.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实现范畴

实现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打开其伦理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通过对实现的内容、主体、对象、本质及其与亚氏伦理学体系中另外两个核心范畴,即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解析,可以得出结论:亚氏伦理学是以人的本质属性为根,以实现为干,以德性和幸福为果的一棵生生不息的理论之树。     

黄粱一梦的文学流变与文人人生感悟的嬗变

黄粱一梦作为中国梦文化的实体,备经历代文人的夯实与增添,融注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考察与人生感悟的显示。历代文人借助梦的形式来展示生活需求和人生感悟,以道教的清静无为观念来否定儒学的功名之心,展示了不同时代文人的人生感悟的嬗变历程及对人生意义的拷问。黄粱一梦母题构成文人寄慨抒怀的一种重要形式。     

情感：判断抑或显像——对纳斯鲍姆认知主义情感论的再审视

就伦理思想而言，纳斯鲍姆既是亚里士多德非科学的实践慎思观的拥护者，也是斯多亚主义治疗学的伦理学的倡导者。依据亚里士多德实践慎思观，显像是成全知觉判断的关键因素。然而，对灵魂治疗的关切使得斯多亚主义伦理学更青睐情感的判断论。为提供关于情感的统一说明，纳斯鲍姆有意淡化“判断”与“显像”的差异：由于一切情感判断都蕴含显像，因而本质上说，情感就是一种判断。从亚里士多德显像论以及当代心理治疗实践看，接受这种统一说明或将面临过分简化的危险，因为情感的判断论和显像论各自道出情感的复杂面向。纳斯鲍姆为情感提供统一说明的努力可能归于失败，构成情感的必要因素不是判断而是显像。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治乱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治乱执政理论分析

执政理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水平也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执政问题认识的高峰。如何治乱的理论是其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纳为城邦动乱的表现及发展趋势、城邦致乱的原因以及城邦治乱的措施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治乱执政理论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教益。     

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

塞涅卡立足于斯多亚精神对惩罚现象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继承、批判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惩罚理论,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惩罚伦理学。他集中批评了惩罚中的愤怒和残忍,提倡理性、宽和、仁慈的惩罚。这种惩罚伦理学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范式的突破: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要帮助人获得最高的幸福,而在于让人免受伤害,尤其是免除统治者以公正的惩罚之名对个人的伤害。塞涅卡的这一思想,改变了斯多亚哲学一贯“出世”的冷酷精神,表现出对普通个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切关怀,显示了与现代政治伦理相通的一面。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