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一个彝族村落的调查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一个彝族世居村落的村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在对调研样本数据进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影响因素,并对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方少数民族节日“交换”现象研究 ——以湘西地区靛房镇为例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族村落都有其特定的节日,人们在各自的节日里相互邀请,形成了一种村落间相互"交换"节日的传统。在这类现象中,宗族起到核心作用,它联结着祭祀与婚制。节日将宗族、村落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内。维系节日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外婚制度。节日系特定群体宗族身份的标识,是维持不同群体间相互边界的基础;节日里的信仰实践从宗族整个村落层面实现了各自内部的整合;外婚制度则是村落间节日交换的基础,节日里村民间的互动既增进了亲戚间的情感,也密切了村落间的关系。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村落拆迁中的“非物质补偿”问题初探——基于一个个案村的调查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拆迁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引发拆迁困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物质补偿标准的原因,非物质补偿也会影响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个案村的实证研究表明,村民对非物质补偿的诉求,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拆迁安置能够保障自身的长远生活;拆迁后的安置能够维系或重组原有的村落共同体。因而,在村落的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如何为村民长远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要尊重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社会网络。     

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式探讨

面对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正面临着因人口大量流失而导致的衰败与消减,其承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陷入无以为继的急迫问题,文章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与困境,在阐释传统村落及其民居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人、村落与自然"三位一体的保护研究思路及其操作方法,即以满足村民现代生产与生活需求为目标,以村落及其所依托的自然环境整体保护为核心,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创新设计手段,为村民搭建与村落内外连接信息、财富和情感的通道,使村民回归传统村落,让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实现整体活态保护.     

村落第三域: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并逐步型构的历史体系,对它的研究必须关注整体,进而预设一种理论框架,如此,才能将微观制度的变迁置于整个农村秩序之下。村落第三域可以作为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具体而言,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属性,应被视为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独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基于二者关系而衍化出的第三域的组成,凝聚力、自足性和自主性是其核心属性,而自治则是其组织和生活规则。这一框架具有三点意义:可将村民自治权定位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可将村民自治进程中遭遇的问题概括为村落第三域核心属性淡化的表现;有助于指明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一个山区村落走向终结的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的山区村落由于村民的逐渐离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闽北山区的官洋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不断离开村庄,对村落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该村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的边界在逐渐解体,走向所谓的村落的终结.与官洋村类似的山区村落全国有很多,逐渐衰弱乃至走向终结将成为它们的必然趋势,此类村落的终结与大城市郊区城中村的终结不同,值得引起重视.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以武陵地区为中心

分析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正确处理二者相互关系的方法措施。提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建立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促进机制,促使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预防和遏制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相互制约。     

试论"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

在"宁波帮"历史演进过程中,"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如影随形;同时,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通过揭示宁波同乡会组织与"宁波帮"的这种特殊关系,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宁波帮"。     

论三维价值关系

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人的价值关系相互作用结构的合理建构 ,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环节。人的价值是人的直接生命生存状态与规定性的反映。三维价值关系相互作用根据于人的直接生命生存活动与劳动生产活动的相互作用。后者相互作用两个过程的“衔接性”与同一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二重性”也就是前者相互作用的环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应当在“制度”与“观念”层面上建构合理的动态平衡的社会三维价值关系结构     

邓小平政策稳定反映党的稳定思想探析

政策稳定反映党的稳定,是邓小平政策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政策稳定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与党的稳定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政策稳定反映党的稳定,而党的稳定有利于政策稳定,同时也反映政策的稳定。      

两伊战争与中伊关系

两伊战争是中伊关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两伊战争对伊朗而言是惨痛的经历,对中国而言是恢复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契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初期实行非理性的外交使之陷入国际孤立,其后由于战争的艰苦环境迫使伊朗改变对外政策,尝试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尤其重视与战略上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伊朗的关系。该时期中伊两国关系从一开始的冷淡甚至敌对逐渐走向深化合作。其原因除了两国文明的共同性及历史传统之外,还在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与互相需求：伊朗在国际孤立的困境迫使其需要外胄的支持,在联合国上为其说话,战争环境下对进口武器弹药的需求,冷战格局_对抗美苏霸权的考量;中国认为伊朗地缘政治对本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拥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国防3-业可以满足伊朗需求,中国平等互利的交往原则更合伊朗心意。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关联性探索

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是选举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有莫大的关系,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其中,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中共党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对完善村庄选举参与制度、增强农民选举参与意识、提升农民选举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从劳资关系不对称谈农民工维权艰辛的原因

在中国,外来工的劳动权利保护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根据社会学家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私营企业雇主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在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中雇主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造成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原因有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的悬殊,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组织化程度的不对称,监控机制的不对称等,正是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藏族村庄内部和谐本质之探析——以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某村为例

从村庄内部来说,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村庄互相依靠的生存空间;因年龄和性别组成的民间组织,集生产、娱乐、交流为一体,满足了村庄不同亚群体的各种需求,使整个村庄社会关系处于动态有序状态;从差序格局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网,使整个村庄生活于"以欠人情为始,还人情为终"的责任、义务、情感圈中,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助阻止了社会冲突的发生;服膺于神灵的权威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担心与恐惧,给村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精神生活.以上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各个环节的平衡互动运转,是这个藏族村庄内部和谐的本质原因.     

论管理模式与培训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模式体系中 ,管理模式和培训模式是继续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子模式。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同的职能活动方式。这种区别是由其各自的直接目标和结构要素的不同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联系 ,主要地表现为 :在指向根本目的上完全一致 ,在实现价值目标上密切关联 ,在形成、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