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冯友兰中西之辩背景下的中国哲学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认为,基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等差异,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表达形态,因而常被西方哲人所误读;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但却并未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要做到这一点,须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推进自身向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转变。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从“讲哲学”看中国哲学——冯友兰的思想遗产

讲哲学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系统时言说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就哲学说和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两面。就哲学说,又可分为在哲学内讲哲学和在哲学外讲哲学,主要是谈哲学这门学问在学理上的独立性与存在上的合理性;至于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则主要是就民族说,指哲学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这个层面的讲哲学,又是有见于义理的人(哲学家)能接着讲本民族尚未说清的义理;自己无见的人(注释家)则并非接着讲,而是对古人讲义理的语言进行翻译(如多数经注),也就是照着讲。从讲哲学的观点看,冯友兰眼中的中国哲学是一门就民族说而非就哲学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学问。充分理解这一点,将使我们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并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更清晰的把握。     

冯友兰学术思想新探

文章综合分析了冯友兰在各个时期的理论,对其新理学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对这一哲学体系进行了一些新的论证。对廖平之学做了初步介绍,提醒人们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中某些观点的不同,冯友兰其实是以廖平之学而非康有为之学做为“经学时代”下限的。文章还尝试对冯友兰建国以后复杂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说明。      

从大处着眼──纪念冯友兰先生诞生100周年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有从世界历史文化的高度，才能看清冯先生工作的现代价值。他通过关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反思，并将丰厚的历史编篡学成果与西方逻辑分析法的若干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在“贞元六书”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都是他所理解的民族精神的哲学抽象；“志艰危，鸣盛世”是“贞元六书”内在灵魂的最恰切的表述。     

冯友兰群己观略论

冯友兰群己观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个人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把握,这是对我国传统群己观的一大创新与发展。冯友兰群己观的不足或失误在于将国家、社会、法律、道德等视为必要的善而非必要的恶。冯友兰对于个人与社会统一性的强调,在避免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冯友兰的文艺本体论

哲学与诗学如同脉之水,二者虽分支不同却有着内在精神的互通。冯友兰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文艺予以提撕剖析,使文艺的阐释具备了哲学的深度,形成了他独特的哲性诗学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座重镇,冯友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对文艺本体的追问过程中体现出对儒家道统的继承。但其对文艺作品的本然样子、技进于道,以及对道内涵的丰富与延伸等饱含哲思的阐发,使他的诗学观让人耳目一新。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冯友兰教育理念的现代意义

哲学家冯友兰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客观地看到了在现代化(工业化、产业化)背景下教育的集中性、批量性和分工性,看到了现代化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不同,肯定了在现代化的教育中不能也不必对教师有太高的道德上的要求.他的教育为学术服务、教育独立、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等思想对于克服中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做法,对于教育去行政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这些思想曾经遭到批判,但是,它们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结合与螎贯——评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

由冯友兰和金岳霖创立的新理学是分析哲学的中国化,在中国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理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宋明儒学的理学,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的逻辑经验主义。对于旧理学,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明确地引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逻辑经验主义,它的新颖之处在于适当地引入形而上学。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四个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三个概念,即道、式和能,这两组概念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在方法论上,新理学主张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合,即逻辑分析和静默显示的结合。从新理学的角度看,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眼界过窄,而借助文学语言的诗化哲学则说得过多,尽管二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理学面临关于“存在问题”的困境,出路在于区分语言性质的形而上学和实践性质的形而中学。 关键词：分析哲学;新理学;冯友兰;金岳霖;诗化哲学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