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风骨向正始之音的转变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是汉魏之际出现的两股文学思潮。汉末在动乱中崛起的曹魏集团,弘扬了汉末“党锢之祸”中兴起的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内抒写建功立业的悲壮情怀,哀悯民生痛苦,形成了慷慨仗气的文学风格。到了魏正始年间,随着曹魏集团内部司马氏一伙势力的强大和政治的黑暗,以阮籍嵇康、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文人一变建安风骨的英雄主义情调,从讴歌建功立业转向抒写内心孤独,形成了远大遥深、离形得神的文学追求。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的转变,说明文学思潮的演变受着外部环境的制约与主体的左右,值得仔细分析。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欧美六朝文学研究管窥

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六朝文学关注颇多，其研究成果与观念方法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欧美学者在六朝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有新意的论著颇多，其中某些对于六朝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推动六朝文学的研究。本文择要介绍其观点，并指出，欧美学者在六朝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思路与方法成果仍有待我们总结和借鉴。     

论汉代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作为载体,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等属于人生理念的一些东西。它是文学自身显示出的精神品格。“人”的追求、“文”的风格所形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就是该时代的文学精神。汉代文学精神可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精神,为“大汉”立功、立德的事功精神,尊古通变的包容和创新精神以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汉代文学形成质实古朴、雄浑闳丽的风格特征。汉代文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汉民族形成初期民族精神的一种显现。它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     

论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丽”

"丽"是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要体现."文章"于原初意义上具有源于"文"、"章"含义的含美特性,文学所追求的"丽"是对"文章"原初意义上含美特性的延扩与发挥,"丽"观念是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汉代辞赋的"铺采扌离文"标志着"文章"观念之趋于明朗(自觉),标志着"丽"观念的初步形成.魏晋曹丕、陆机对文体及其体貌的辨析标志着"丽"观念的深入.南北朝时期,以刘勰及其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为代表,对文学形式美有了全面深刻的探讨,标志着"丽"观念在文学自觉中臻于成熟.     

北大与日本举办六朝文学研讨会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和日本六朝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日学者六朝文学研讨会”于2006年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邮电疗养院召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袁行霈教授及日本六朝学会会长石川忠久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论佛学影响六朝文学的三个维度

佛教作为六朝社会之重要文化类别,对其时之文学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而佛学对六朝文学之影响,主要存在三个维度:一曰语言维度,其影响包括佛经翻译提供新概念、佛经语言提供新风格、佛经唱读提供声韵新知识;二曰观念维度,其内容包括佛教一系列新观念影响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三曰思维维度,其影响内容包括佛学严密的逻辑性、中观思维方式、批驳辩难技巧等对文人创作思维的影响。     

论汉魏六朝书信的文学特色

通过对典型作品的分析 ,可以看到汉魏六朝的书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富有个性特征 ;感情真实自然 ;富有辞采之美     

试论魏晋六朝文学中的同性之爱

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环境之动荡及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男性美”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好男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流行，得到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文人的提倡，使历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同性恋情结”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关学基础上产生，并有显著发展。     

文学精神价值重建的必要与可能——近十年来文学精神价值重建问题讨论述评

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精神价值重建问题的讨论,不断以各种话语方式延续和深化着。对这一讨论的历程及理论分歧进行梳理和反思,可以看到,这场讨论既充分展现了各种理论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分歧与冲突,同时也凸显了这一理论命题本身复杂的历史内涵与巨大的理论张力。在当今开放多元的文化语境下与交往对话的过程中,坚守当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价值立场,重建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

迁都洛阳后，北魏文学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文学风气得到重建，外在表现就是社会上文学活动的相对兴盛有密切关系。文人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了写作技巧，南北文风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得到了初步融合。北朝后期唯有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多数的文化遗产，这就为北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试论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

先秦时期是中国园林的萌芽时期。先秦时期的造园思想、造园手法、园林形式对后世园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先秦园林大多已不存在,研究先秦园林的概况,应从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人手。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诗经》《楚辞》《山海经》等文学作品的深入挖掘,探讨了先秦时期的园林景观。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校园精神建设的主体精神

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着力点,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之一。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中的深层文化,是学校本质个性、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校园精神作为校园文化的精髓,体现在校园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当下对校园精神,特别是校园精神建设的主体精神关注力度还很不够,因而必须加强建设。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     

北宋师门姻亲关系与文学传承

北宋士人师门姻亲关系主要有从亲戚问学与因问学而缔亲两类。由亲戚而成师弟子的师承关系,多发生在士子启蒙、初学阶段。因问学而缔亲则多不强调其经济条件、家世门庭,而更重视其本人的才学识见。师门联姻有益于扩大文坛交游圈;弟子侍侧既久,于师门学问了解更深;师生交流时更加直接;促进了弟子对师门学术的自觉传承、传播。     

中国文学批评的德本精神及本体意义

中国哲学的德本思想 ,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解决人生实践为宗旨和目标的价值批评 ,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人伦理性、价值理性和社会本体论特征。先秦的德治观 ,直接转化为文学批评上道德形而上的内在含义 ,使中国文学批评具有了特殊的原型本体性质 ,也反映了文学接受处于实用阶段时人们的价值期待。德本精神派生出来的“比德说” ,使中国文学批评把文学提升到一种审美、道德一体的层面来观照和评价 ,因此形成了文学批评以德为本而物象比附的审美定势 ,而不会以类似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形态出现。这种德本批评 ,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和主体 ,并内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