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论中国士大夫文人的道德信念和人生取向

在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文人是很少见的,读书与进士,文人与官僚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学而优则仕”不仅是读书人奉行的人生信条,也是社会认可知识分子的人生动因和途径。文人的退隐,往往不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而是在“学不优”或“仕难成”时,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反向的补充。对大多数“退隐”的文人说来,他们只不过是在仕途进取与人格完善(或人生取向)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罢了。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可谓一语道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

关于李清照母系亲属,人们或按《宋史》卷444《李格非传》所载:“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王拱辰为开封咸平人,是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大臣,死于宋哲宗即位之初的元丰八年(1085)七月,时年七十四岁。他以反对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著称。今存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包括《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琬琰集删存》卷3《王懿恪公拱辰传》、《忠肃集》拾遗《王开府行状》等,其孙女婿都未见记载。     

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能够突破因循保守、提倡革新的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仁宗时期,主持了改革弊政的“庆历新政”,虽然这次改革历时不久,但他的遗志在十多年后,即在王安石和宋神宗主持的变法中得到实现,他的爱国胸怀、苦学精神、廉洁操守、宏伟抱负,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近年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颇受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行废问题上,各种著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读者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实行和废罢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找到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蔡襄与“庆历新政”

北宋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为首领导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蔡襄是其中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在改革中,蔡襄不畏权贵,忧国忧民,极谏尽诤,阐明治道,“苟利国家,岂顾后患”的思想品格和坚强精神,是极为宝贵而值得发扬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北宋兴化军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十九岁中进士后,任漳州军事判官。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调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范仲淹因上《百官图》,并在论奏中讥切时政,批评宰相吕夷简,而被吕以“越职言事”并加诬“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罪名,落职出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均因此案被牵连贬官。于是,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褒贤贬不肖,可见他是赞同范仲淹的政见、主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精神。忧忠意识对一个民族正是它对抗并战胜危机,经过悠久的历史而始终山强不息的原因。尽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乏“悲土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人忧患,们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支点的忧患意识却始终是贯穿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割不断的小命线。从孔子到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范仲淹、陆游、黄遵宪、梁启超……多少积极人世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中夜五更叹、常为大国忧”的慨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苦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信念。所以,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无论视其人品还是义品,总沉浸在浓烈的感时忧国的气息中。这种人品和文品在爱国主义上的纽结,成为中国山古代知识分子的精魂,一直为后世所珍视和发扬。中国现代作家承受厂以前知识分子积淀木已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的心理负荷,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养料。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个人患得患失的狭隘意识,不是自我哀怜的戚戚之心,而是承担了历史留卜的各种精神重担,承担了人世间的一切苦恼,承担厂时代的各种忧患,表现了以国家、民族、人民之忧为忧的“亦子之心”,人道精神。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