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汉代恋情赋

在具有“雅颂”传统的汉赋中，男女恋情主题在经学思想的桎梏下，表现得既稀少且独特，它或以人神之恋的浪漫形式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之愤，或在帝妃之恋的描写中反映带有普遍意义的尘世之爱，或以否定的面目出现，在寓劝于讽的形式中曲折地表现常人之恋。这些作品题材独特，结构巧妙，既曲折地表现了对爱情的追求和赞美，又符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原则和赋颂精神，其内容具有复杂的二重性特点，时代印记十分鲜明。     

汉代赋论浅探

赋,在汉朝是一代文学正宗。作者众,作品多,成就大。在文学史上历来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被誉为擅一代之胜的文学.解放后,由于对汉赋的认识不足,汉赋的研究一时比较沉寂。近年来,研究汉赋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对于汉代赋论的研究,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代文论总是与一代创作密切相关的。假如能把散见于《史》     

汉代都市赋与地域风俗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代都市赋的文化内涵。从《两都赋》、《二京赋》等对汉代长安和洛阳风俗,《南都赋》对汉代南阳风俗,《蜀都赋》对汉代成都风俗的反映以及汉代都市赋中的地方神话传说成分来看,汉代都市赋具有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意蕴。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汉代算赋定额的探讨

对于汉代算赋数额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有较大分歧。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计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记载的作为算赋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简文中征收吏俸的数额与文献记载的赋钱用于吏俸的数额基本相符,可补充证得汉初算赋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但这与简文记载的算赋征收总额十分不符,原因在于简文记载的正是临江国为应对战乱而预征了数年算赋的特殊情况。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繇役

汉代统治政權虽然拥有大量的“官奴婢”和“公田”,但剥削的主要对象则是小农农村的农民,而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便是田租口赋和?役。本文即企图整理出汉代统治政權对农民的这几种主要剥削的情况。但是汉代的剥削制度,不管在田租口赋和?役方面,也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汉代田租徵收的数量、标准,是实物还是货币或布帛的问题。算赋口钱的用途,?赋、军赋是否是算赋口钱以外的赋收问题,户赋在汉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役方面的更卒、践更、过更、更赋的问题,正卒是骑士材官楼船,或是卫士,或是包括在郡国的骑士材官楼般和在京师的卫士边境的戍卒的问题,以及徵收算赋口钱的年龄,更卒正卒服役的年龄和期限等问     

汉代文人七言诗的赋化倾向

根据语言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诗由先秦时的四言发展至汉代七言是必然趋势,但七言诗因其“体小而俗”在汉代不被列为诗体正宗,且不以诗名。作为诗体的新生力量,在文人创作之初模仿借鉴汉赋的写作手法、韵律技巧,并最终摆脱汉赋的束缚而走上一条全新道路,为后世的七言诗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

当今对汉赋的研究,一般都肯定其总体的价值和成就,而忽略了创作的个性特征,甚至贬之为没有个性可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汉代赋家作赋的认识及其体式的理解有偏颇之见。汉代赋家诸如扬雄、马融等确有过仿效前人之作的创作,但他们的模拟只是在文学体式上．而不是在技巧和内容上。汉赋的体式是多元的,且形成了一种定式,如骚体式、答难式、七体式等,这些体式的出现,应当肯定其对赋体形式多样化的贡献,不可视为“了无新意”的模仿。今人探讨汉赋的繁荣原因,多着眼于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却极少提及赋家的创作个性的促…     

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

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一是由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 ,不仅体制在文化中心得到普遍认可 ,而且实现了思想内容方面的转变 ,成为主流意识的载体。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 ,因袭与创新两种倾向交织、巨丽与精美两种风格并存 ,从汉初开始 ,骚体赋就由博返约 ,在继续推出长篇作品的同时 ,骚体抒情小赋应运而生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在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所属范畴划分上,对其是否包含拟骚之作、是否归属于诗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二是总结归纳了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三是对骚体赋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个案式解读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不但明晰了骚体赋的文体特征,总结了骚体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对于推进辞赋研究整体进程亦具有重要意义.     

张家山汉简与汉代户赋制度新探

根据新刊布的张家山汉简相关材料考证,汉代户赋的征收并非人头税按户征收,也不是始终按照“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征收。其实,在汉初户赋是按爵位分等级来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訾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铭、箴,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饰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兹分别论列之。一、颂颂是诗三百中的庙堂诗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所谓以成功告敬神明,其实     

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

汉代赋家深受传统的"士"文化精神的影响,有着担负天下命脉的济世理想,希望能像战国策士那样为帝师为帝友,战国策士"以布衣取卿相"的辉煌仍然激励着汉代士人建功立业.正因为汉赋家有着战国策士献策劝谏心态,故讽喻、劝谏的意图一直贯穿汉赋的始终.     

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

阴阳五行学说及其象征思维框架对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影响很大。它不仅为骚体赋提供了一种建构想象空间的可能性,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联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和场面,这就使得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空间世界的骚体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和张衡《思玄赋》等具有一种可与散体大赋并驾齐驱的特质。     

《列子》梦理论与梦寓言述评

列子,即列禦寇,一作列圄寇、列圉寇。战国时郑人,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列子虽然是先秦著名思想家,但在当时似乎并不被学术界所重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荀子和象司马迁那样的著名史学家,都未提及他,此外,他的思想言论除散见于《庄子》等少数史籍中外,未有专著直接流传于世。现存《列子》一书,为晋人张湛集录整理而成,肯定不是列子原作,而是伪书。正如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所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就是说,《列子》一书,抄录了许多先秦和汉代的思想史料,同时也突出地反映了魏、晋时人的崇尚老庄与佛学的思想。尽管如此,《列子》一书中的一些重要篇章乃至全书的基本思想,与包括《庄子》、《吕氏春秋》等在内的先秦古籍所说“列子贵虚”是一致的。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论汤显祖与曹雪芹写梦

明清时期梦学理论的成熟，除了给一批以梦记史、论政、说艺的笔记体文学注入新的虚幻色彩外，还给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带来一些可以说是重要的或者基本的意象。汤显祖的们临川四梦》，突出表现了这位被称为明代文坛主情说的代表人物，正是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响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梦学观念的相通之处。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赞扬了壮丽娘生生死死的至情之后写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给邹梅宇的信中，汤显祖又写道：“二梦记殊党恍惚。推此恍惚，令人怅然。”把梦与文学的共性用“恍惚”一词来表…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