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从中德关系看考察政治大臣出洋——以德国考察和德国的对清政策为中心

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反而很少,这与当时德国的对清文化政策有关。因缺少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德国政府以各部厅所作备忘录送交考察团,聊为弥补。德国产业界也期待通过与考察团的交流,扩大和发展德国的对中贸易。考察政治大臣在报告书中指出德国教育水准高、科技先进等,可见考察团透过此次考察对德国留下了好印象。     

论被遗忘权的本土化移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极易遭受滥用和侵害。以达成数据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主动自决意愿为内驱动力的被遗忘权,欧美发达国家因符合其政治需求和价值主张而广泛确立。虽然被遗忘权权利本质亦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且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也为其培育了移植基础,但被遗忘权在我国的本土化移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信息技术瓶颈、商业风险增加、现有制度衔接低效等。从厘清被遗忘权基本概念、建立专门信息保护机构、构建商业化个人信息储存及使用机制、明确被遗忘权救济渠道与规则以及升级信息保护技术等方面为切入点,寻求被遗忘权本土化移植的解决思路。     

再论税法谦抑性——兼论税权谦抑与结构性减税

税法谦抑性指税法基于其自身形成特质而天然具备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现出来的税收国家及其代理者对税权的收敛和私权的敬畏,是自然法思想、传统道德思想以及近现代财税理论在现代法律思想中的必然延伸。其核心为税权谦抑。中央政府的税权谦抑性是确保实现地方税权的基础;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税权谦抑之必然结果,中央与地方政府减税权分配问题尤应以立法强调与规范。     

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的难题及其破解:法院和受益人角度

虽然社会保障权可诉逐渐成为共识,但从法院和受益人角度看还存在诸多需要直面和破解的困难。审判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政策选择、技术局限与政治冲突等对法院提出了挑战;社会保障受益人因为经济、信息等弱势地位,也使其获得司法救济和公正审判的几率降低。通过发挥司法智慧、设置专门裁决机构、落实法律援助措施等制度设计可以相当程度破解这些难题。     

论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相比,中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前者通常是经济危机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进行的;前者是在选举民主的平台上展开的,而后者则启动于这一基础平台的构筑过程的背景下.而在形成中的民主体制下,政治或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由法院发动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和政治家的支持也会形同雕冰琢雪.而一旦司法改革徒具形式,难以释解的三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被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所取代.     

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论演变及其法律适用

实质性正当程序是美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正当程序条款能动解释的产物,对于防范政府以正当程序制定法律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其适用范围从最初的保护财产权、契约自由,发展到20世纪后期主要适用于人身权利领域,尤其是对隐私权的保护。美国宪法创造性地发展出实质性正当程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检验方法。通过考察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起源和演变,启示我们应树立正当程序的理念,以之指导当前的司法改革并完善宪法解释。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司法与政治关系之反思与重构

实践中许多司法工作人员在面对实际问题时不知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不少党政机关的同志也不知如何处理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反思和重构。要正确理解政治的内涵与本质,要清楚司法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不可避免性,要明确理性处理司法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     

司法变更权限定与扩大的博弈——以司法权界限论为视角

司法变更权作为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手段,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但过分扩大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必将影响权力分配结构的合理与平衡。从司法权界限理论来看,改革和完善司法变更权制度并不在于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一般行政行为,而在于厘清《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的立法原意,明确界定"显示公正"与"行政处罚"的内涵与外延,严格限定司法变更权适用的范围,以此界分并平衡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制度角色。     

谈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

瑕疵证据内涵主要应限定为“非法获得的证据” ,表面上表现为司法权力的不正当利用 ,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国家司法调查权和公民私权的冲突。这一点英国、美国 ,甚至联合国在公开的文件中均对其非法采用性有明确一致的认识。但具体到我国 ,却出现几种失之偏颇的认识 ,应予以澄清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论宋代御宴簪花及其礼仪价值

"御宴簪花"是在宫廷设宴之时,以皇帝名义赐予群臣宫花,并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御宴簪花的习俗最早产生于唐末,不过形式较为随意,至宋代成为宫廷当中一种正式的礼仪。宋真宗时期御宴簪花已经颇为流行,皇帝和大臣皆以簪花为时尚。南宋为了区别皇帝和大臣的身份,皇帝本身并不簪花,只有参加宴会的官员按照品级簪戴御花。宋人喜好牡丹,御花皆以牡丹为主,而且因御宴人员身份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等级,因此御宴簪花礼仪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御宴簪花礼仪盛行于两宋,是当时朝廷宣扬太平盛世、体现皇恩的手段之一,同时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内心对美的诉求。     

刑事司法“政法”属性的生态学解析

刑事司法作为政治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国家政治属性,但从其深层本质上讲属于法律实践活动,它直接产生于人类社会对于严重冲突解决机制的持续探索,根本目的与最终价值由其内在法律属性而决定。刑事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是协调共生的有机体,但不可混淆乃至相互取代,制度安排应当准确界分与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生态关系。     

英国式政治民主制的发展特性及其文化溯源

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当今许多国家实行的议会、内阁、政党、文官等制度皆起源于英国。英国式政治民主制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朝夕而就。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其独特之处:它走的是一条具有首创意义的改革渐进式的道路,通过自我调节曲折缓慢发展的速度,采用灵活与稳定交织的开放流动的形式,不断完善其政治体制和改变传统政治结构;它的发展又是建立在英国君主制、司法制、议会制、内阁制、文官制和地方政府制度等内容相互依赖、彼此影响和不断发展完善之基础上的。此外,独特的发展历程与英国鲜明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特征也是密不可分的。     

从创伤到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大萧条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大萧条的社会记忆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在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及至战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大萧条记忆的内涵与特质也因应不同的社会形势而变化。在大萧条刚进入历史之际，失业、贫困和社会撕裂场景成为大萧条公共记忆的核心特质。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话语的涤荡，大萧条记忆具有了追求团结的意识形态内涵。战后，大萧条记忆为英国各界体察社会现实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本身也超越了历史创伤，发展为英国社会上下改革与合作方面的共识。大萧条记忆内涵从集体创伤到社会共识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群体认知、个体情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在传达特定价值意涵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结构的维度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     

试论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救济

社会保障权在现代社会日渐受到重视,有权利就有救济,社会保障权也不例外。同时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为其设置相应的救济制度,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救济机制无法能给人们的社会保障权提供切实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讨,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司法体制、特殊程序、司法救助、举证责任分配和公益诉讼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司法救济制度。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比较法视角下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法律适用

欧盟GDPR在“谷歌案”后逐步确立了被遗忘权的概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在借鉴GDPR被遗忘权理论的同时对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其在具体内涵上与欧盟被遗忘权的概念存在分野与辨析空间。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之中，各法院对第47条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一定分歧，需要在解释论上进行统一。在判断处理目的是否实现以及处理目的必要性时，需要通过公众知情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利益平衡进行判断，并结合不同场景划定信息删除义务主体的范围；对于删除权的实现，实质性的物理删除应优先于匿名化的形式，以最大程度消除个人信息之上可能的信息聚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