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与“五四后思想革命”的夭折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复古浪潮甚嚣尘上。1924年11月,失掉了《新青年》阵地的一部分人团结在《语丝》周围,他们坚持《新青年》的立场,继续同传统思想作斗争。胡适在谈政治失败以后,重新回到启蒙的道路,积极筹备《努力月刊》,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胡适却成了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该派希望借启蒙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及其盟友从不同方向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五卅惨案"发生了,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次思想革命不幸夭折。     

论“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

"现代评论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文化派别,它的产生是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激进思潮的一种制衡力量。"现代评论派"对中国思想文化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时代主流倾听,但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种理性、务实、宽容的精神来解决所谓"中国问题"。这是"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留给后人的启示。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日本左翼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世界史研究包括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劳农派"和以上田茂树为代表的"正统派"。"劳农派"以理论见长,"正统派"内容丰富,包括"革命世界史"、"学术世界史"和"世界历史进化观"三个方面。20年代后期,这两派的代表作都被译介到中国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世界史,另一些左翼学者继承和调整了世界历史进化观,而学术世界史和"劳农派"的世界史研究则被中国学界舍弃。这种发展、调整和舍弃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     

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

本文对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之下的学衡派学术立场和学术动向进行了总体考察 ,指出学衡派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 ,但他们学术实践显然不囿于此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研究范式上 ,也接受了分科研究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 ;同时 ,他们努力传播西学 ,是一些现代学术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切都表明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贡献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城市抒写

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

"五四"研究与评论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素来为学者所重.对"五四"作意义疏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方式,而当代若干青年学人的思想研究,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其中的评论方式已挣脱了旧有的政治宣传模式,将"五四"研究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层面,从而拓宽了"五四"研究与评论的学术空间.青年学人"五四"研究的这种学术进步,毫无疑问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评价.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     

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与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共享的历史"方法则是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用"共享的历史"方法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可能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见解独到的全新的中美关系史。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语言、历史与义理阐释——陈寅恪“合本子注”的方法论意义

"合本子注"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与研究方法,陈寅恪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反复强调,着重指出其对中古乃至宋代史学的影响,并赋予其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陈寅恪的理论建构中,"合本子注"包含了纵横两个向度,通过横向的语言比较和纵向的历史考察,实现了哲学方法与思想史方法的相反相成。其最终目的乃是基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前后的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实现经典文本的义理阐释和古典思想的现代转化。从通达义理的角度出发,陈寅恪反思了清代朴学对经与史、理与事的两分,凸显了训诂学的局限与弊端,"合本子注"对"达事"与"明理"的融通兼顾也由此得以彰显,为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指导意义。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审视教条主义——兼论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

政学不分是教条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研究中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教条主义在大陆当代学术建设中需要经历一个现代转化的过程才能和谐融入新时期学术传统中。本文主要分析教条主义的历史成因及在它历史学中的具体表现,对教条主义与新时期大陆历史学发展的复杂关系进行讨论。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论文题目:"论语派"论

一、博士论文提要 目前学界对论语派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对这一文学流派(主要是小品文流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宏观研究.对论语派的研究往往只是作家研究(如林语堂研究、周作人研究)、思潮流派研究(如海派文学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或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附属产物,这些研究将作家或流派置于文学思潮的历史链条与诸种文学流派的生存空间之中,其视角或精微或开阔,十分有助于理清论语派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偏狭思路.但是,流派内部主体精神的驳杂性和文学结构的复杂性仍然因为或大或小的研究框架和观照角度的限定,终难获得更深入的揭示.较之"学衡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京派"等流派研究,其滞后性无疑相当突出,而90年代以来论语派散文的热销,更加强了这一研究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学术史的参与性研究—评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

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以下简称《回瞻》)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无疑对新时期学术史研究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我们这个学术时代的基本语境不仅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习以为常"以至淡忘了.但只要我们稍微拉开一点历史距离便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作为新时期学术史的参与者和反思者,余三定的这种学术努力足以唤起我们尘封已久的学术记忆.     

民初旧派学者提升“史”的努力——以江瑔和刘咸炘的原儒为例

清季民初,诸子学兴起的同时,"史"的地位也被提升。旧派学者如江瑔、刘咸炘等提升"史"的地位是从原儒开始的,其表现便是抑儒而扬道,扬道的同时,"史"亦变得至高无上。他们扬道、"史"的目的是重建一个人文传统,进而影响道德人心,以抵御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侵袭,同时亦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推动的儒学宗教化。但他们扬"道"、"史"的路径却是还原历史,这种以"求真"来"求善"的方式最终事与愿违,反而动摇了传统的神圣性,从而与新派一起解构了传统学术,亦使之走向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