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两重性及其现实意义

古代中国所建立的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以中国为中心而以他国为藩属的不平等的秩序,这在今天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另一方面,它是以文化和经济手段来维持的和平的互利的秩序,这在今天是应当有批判地加以继承的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读后

202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谭凯著、殷守甫译《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一书,是探讨11世纪中国的最新著作。作者利用较多的宋人文集与考古资料,从使臣外交、边防政策、政权边界、族群认同、文化分野、华夏空间六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宋代知识阶层内形成的政治理念与认同观念。作者认为宋朝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国族认同”,这种认同意识来源于此时政权内部的制度变革和特殊的东亚国际体系。作者从“国族认同”的视角去考察宋代这一阶段的历史,为学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

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从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过渡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日本首先尝试对这一秩序作出调整,与中朝两国相比,日本吸纳了西方条约体系,主动挑战旧有的东亚秩序,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完成对朝、对清交涉为目标和手段,从多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外交近代化转变,同时也促使中朝两国对东亚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近代日本在羽翼渐丰后,遂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对邻国实施侵略扩张。     

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地区是重要的文明区域,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外交实践,也有极为宝贵的外交思想,形成对外交往的外交圈与文明圈。将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是今天国家崛起对理论的需求,也反映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一面;坚持理论研究以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古为今用的态度从容处之,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东亚国家关系面对新的形势的时候,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方式,规范国际行为。人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建议和理论,这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国际范式和联合国的“宪章”等。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失去平衡,除霸权主义横行以外,各种变化的因素和力量骤然增加。在这些变化的关系中,大国的角逐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种主导力量。     

明代朝贡体系之兴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朝贡贸易体系

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代,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唯我独尊自恃博大.明初禁海政策的推行,使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达到了顶峰.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朝贡贸易体制最终走向衰落.儒家观念上的影响和辐射是朝贡贸易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之前汉唐的发展成熟,到明清时代的鼎盛瓦解,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这点不难理解儒家文化对历朝历代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影响.正是在儒家思想的辐射影响下,“称藩纳贡”求得保护的朝贡贸易体系得以建构起来.之后一系列的演变,无不是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小范围的兴风作浪.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

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两个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强”仅仅是力量对比的现状,而不是世界格局的准确描述。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准确概括应当是“一超多强,多边共生”。应当说在这种格局下,每个“边”的国际战略都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构建。但真正能对国际秩序构建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少数的大国。当今世界,美国无疑是对构建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国家。为了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     

明代朝贡交往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明代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非常活跃,其作用和影响有正面者,亦有负面者。学界既往对其从正面角度关心较多,但明代朝贡交往之负面角度,亦不容忽视。明代朝贡交往的负面问题有三:沿袭前代自认中国为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念;实行厚往薄来的错误经济方针;存在内鬼勾外祟之行贿受贿现象。这些负面表现,限制了明代中外交流的充分发展。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倡导的是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国平等、互利,从而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两相对比,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外交路线之英明。     

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

基辛格不仅是２０世纪极富盛名的外交政治家,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考察了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模型,他认为合法性与均势的结合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根本条件。他在其后的著述中发展并完善了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对基辛格国际秩序观的分析对于理解其外交思想及其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明代哈密察合台后王统治世系考

哈密在明代西北地区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这一时期哈密的历史 ,首先要理清其统治世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缺憾。本文以《明实录》等史料为主要依据 ,确认把塔木儿和奄克孛剌在哈密的实际统治地位 ,并对哈密统治者的在位时间重新进行了订正、后王时期哈密的统治阶层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