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调控、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针对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一学术争议,引入货币调控、农村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相关率等因素改进C—D函数模型,基于1990—2012年度数据,实证考察货币调控、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长期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力资源、农村资本存量、农村耗电量和农村技术进步共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货币调控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无效性。农村金融规模负向冲击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相关率正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治理体系能力建设。     

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效果分析

本文借鉴金融结构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97—2007年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说明当前陕西省正规金融仍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并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但对乡镇企业正规金融支持明显存在不足。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农村金融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得出结论：影响金融发展的各个因素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规模、结构、效率之间的实证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期中处于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农村金融发展在短期内可以起到自我误差修正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三个因素受到政策或信息的改变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都是正向冲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看来,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发展处于一种“需求遵从”的地位。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力,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总体上看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必须解决两个金融瓶颈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和“金融抑制”效应明显的问题。这两个瓶颈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投资问题：投资力度不够,投资效率不高。只有解决了农村投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作用以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文章测算了中国1998-2015年各个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最后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省域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而大多数中西部内陆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则相对较低;省际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在空间上并非呈随机分布的特征,邻近省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模仿效应,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分解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金融发展结构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专利授权量、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均能显著地提升低碳经济增长效率;此外,人力资本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则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1]

以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为依据建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并与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相结合进行关联分析,发现金融深化指标与农村经济发展指标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说明我国农村金融深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要高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同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游离于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而确保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又是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表明要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推进作用必须对农村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民族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分析

该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截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从全国范围看,集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地区来看,集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非民族地区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非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民族地区作用甚微;人力资本、专利授权增长率、政府干预和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影响区别不大: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低质量的专利授权和专利泡沫会通过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本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盲目投资和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及其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且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如何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经营环境,有效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论成都农村经济发展与乡镇财政建设

成都乡镇财政中存在着赤字、预算支出结构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培植和扩大财源 ;增加乡镇收入 ;适度扩大乡镇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府运行效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以优化乡镇财政管理     

关于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给我国的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市场空间广阔 ,开拓农村市场 ,是我国企业的新生之路。但由于农村消费基础环境差 ,农民增收难等多项历史性因素的制约 ,农村市场的开拓任重而道远。当前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引导、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