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克罗齐在对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提出和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克罗齐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即哲学”、“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史学思想不仅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它对中国当代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克罗齐史学理论时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嵇文甫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宣传普及唯物史观，领导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历史评价的理论体系，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一贯强调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总结规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始终捍卫着历史主义以及阶级分析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认识起始甚早,并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在清代乾嘉时期史家中,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尊重前人史学成果、知人论世评价史学牙(弊得失诸方面内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 ,称为历史理论 ;一是对反映历史过程的历史学进行理论探索 ,称为史学理论。两者都受历史观制约。本文概述了近 50年来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情况 ,没有包括历史理论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     

一部追求会通的史学著作——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不是简单的史学发展史著作,而是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进行缜密思考与系统总结的会通之作.通过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方式,在阐释不同阶段各类史学著作丰富内涵的同时,彰显同一时期诸种史学思想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使读者在接受各类史学史知识时学会反思与总结.     

高校历史专业《史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刍议

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对于历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目前高校对《史学概论》课的教学普遍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是非常不利的。要更好地发挥史学理论的价值作用,必须做好它的普及和提高工作,尤其不能忽视普及工作,而在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中普及史学理论,搞好《史学概论》课程的建设,是做好史学理论普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及运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

本文概述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并结合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极其薄弱的现状，并对一些主要范畴进行了简要探讨。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辩证思考的结晶——评周文玖著《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

周文玖著《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之一,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中篇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下篇是"20世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 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有没有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发展民族传统史学

20世纪以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史学是两岸学人的共同要求,努力从传统史学遗产中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精华,以发展新世纪史学,两岸学人从不同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新形势下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对于推进民族史学的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