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探析

软法治理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软法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参与制定与实施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软法在推动企业的自律、增加管理的执行力,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较之硬法更具优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虽然不断改善,但仍在规范体系、惩罚力度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本文从建构软法规范体系、软法治理与硬法规制的相互结合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     

守信激励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取激励和惩戒的双向思路，对信用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诚实守信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褒奖，已成为信用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守信激励包括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和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前者主要由私法调整，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后者以公权力为基础，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社会信用法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这既是对信用建设实践经验的法治化提升，也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     

软法实施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软法是一种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却能够对社会成员产生实际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协商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其实施以社会及其联合体形成的公约力为保障.而联合体的权威及内部联系程度直接影响了公约力的大小.据此,软法在中国的实施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自治型、网络型、民间型四种.其中,政府主导型效力最强,其他皆弱,与软法治理的精神不符,故应从弱化政府和强化社会两方面入手进行改善.     

职业协会治理的软法之维

职业协会与软法治理作为学术界研究范畴里两个方兴未艾的名词,它们的结合无疑引人注目.在公共治理普遍兴起的当下,职业协会的发展遭遇硬法治理困境,由此引入软法治理模式成为必要,这不仅是对困境的积极回应,更是职业协会与软法之间内在契合的结果.从软法机制探讨职业协会的治理路径是可行的,这种软法治理的维度不仅是对职业协会自治规范的法理审视,而且是从职业协会信息公开化、内部监督体系化和惩戒规范自主化等方面对其自律方式的治理诉求.     

常态化防疫背景下的城市社区软法治理

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硬法和由社区多元主体创制的软法共同构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体系,并在社区日常治理和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软法的适用既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又是出于城市社区治理现实的需求。城市社区软法治理存在着主体方面、创制方面、实施方面的多重困境,在常态化防疫的背景下,需要总结前期的城市社区软法治理实践经验,理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冲突,规范软法的创制程序与内容,健全软法实施保障机制,促进社区防疫到位、经济稳健、安定和谐。     

软法视角下的社团章程研究

文章将社会团体置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公共管理模式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社会团体和作为治理模式核心要素的软法,从软法的角度重新给社团章程定性,通过章程重新认识社团和社团的内部自治,再提出中国社团章程作为软法进行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粮食“软法”:与中国《粮食法》并进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自然因素、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的综合发展。其中,制度手段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引入"软法"概念,提出通过粮食"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尤其是中国《粮食法》与粮食政策并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制度创新。粮食"软法"的提出,有助于实现公共治理、私人治理与第三方治理的有机统一,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是一种理论贡献。     

行政规划的司法救济空间探讨

行政规划的司法救济应该是指直接针对规划本身提起的诉讼,而不是针对规划后续行为的诉讼.这样可以尽可能地把纠纷解决提前,避免相对人更大的损失.由于行政规划是对未来蓝图的设定,因此它并不直接产生、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有些规划足以恶化当事人的权益状态,应被视为具有法律上纠纷的实益,具有争讼的成熟性.应结合规划的特点确定受案的范围,并尽可能地给相对人更大范围的权益救济.我国尚没有直接针对行政规划的诉讼,实有探讨的必要.     

硬法、软法与经济法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的传统概念正面临着挑战.本文以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指导,主要以经济法对经济领域的公共治理为视角,分析了由国家法之外的明规则组成的软法机制,它配合着由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分别和共同发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软法现象是经济市场化、社会民主化、法律社会化及全球组织化的产物,它适合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因软法机制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对软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尚待深入探讨.但硬法、软法的区分和组合,这的确属于前沿性、现实性的课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以推进包括经济法制在内的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的规范依据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和生态保护法的规定之中。这些规定宣示性多于实效性、指引性多于操作性、分散性多于系统性，由此导致行政救济机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行政处理过程中政府干预明显、权威环境侵权鉴定机构缺失、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等。对此，应增强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实效，构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环保机关积极进行良性软干预的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强化软干预能力，从处理机构专门化、人员专业化、方法多样化等方面寻找强化路径的方法，引导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进行理性诉求。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新论——兼谈民族法文化对优化社会公共治理的贡献

苗族“古老话”作为民族法文化的价值载体,为民族社区公共治理提供启示性的法治资源,为优化社会公共治理体系提供文化支撑.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创新,就在于对社会公共治理的文化贡献：第一,法律（硬法）治理方面.古老话传承的宽容、和解、谦让的文化精神,降低了民族地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成本,其倡导的诚信、团结和互助的精神为我国《民法J通则》实施提供契合性资源、弥补性规范.第二,软法治理方面.古老话蕴涵的道德伦理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因,所传承的习惯法文化是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治理的引导性资源,其讲述的“理词”是苗族社会成员解决纠纷的权威依据.     

论WTO争端解决中食品安全国际软法适用的分歧及其消解

食品安全保障问题不仅关乎公民健康权以及各国的贸易利益,也取决于科技水平的高低,故各国国内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差异较大,很难采取硬法方式进行统一规范,由此催生软法的适用来对差异性加以弥合。但在现行食品贸易体制对各国利益分配不均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由于国际软法制定过程隐藏的"权力导向",另一方面由于WTO规则尚不周延,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以致WTO食品贸易争端中国际软法适用分歧频现。为使食品安全国际软法能够在WTO争端解决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应当努力从遏制食品安全国际软法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导向"、明确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举证权限等方面,努力消解WTO争端解决中食品安全国际软法适用的分歧。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及其整合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是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基于理性商谈并经一定程序而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包括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制定的行为规范、规则守则和标准等,但不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环境软法规范对环境法治既有积极作用,可以细化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操作并为其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也因其内部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而产生消极作用,影响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权威和认同,并导致环境法治的运行不畅。为更好地发挥软法规范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在规范化、系统化的基础上,通过以国家环境制定法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和以环境软法规范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互动,推动环境软法规范内部及其与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有机整合。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私力救济的法社会学思考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力救济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成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公共权力制约功能的实现与公民参与研究

公共权力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然而公共权力在实际的运行中会发生异化并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有健全的机制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公民参与的软约束机制、硬约束机制、对应约束机制和补充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公共权力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