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辽东镇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与聚落分布

长城整体军事防御体系是由长城与关口、烽燧及军事聚落等各级防御设施共同构筑的一个完整统一体。学界对于长城九边首镇——辽东镇之研究,以往多关注于都司卫所建置、长城墙体以及个别重要卫所城市,缺乏对辽东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军事聚落分布的整体认知与全面探析。通过以时间与空间两条主线,从整体角度分别对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军事聚落的形成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明晰辽东镇的军事聚落布防的时空分布规律,即时间上军事聚落的建置具有阶段性特征,而空间分布上具有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点线面结合的防御性军事聚落空间网特征,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明长城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

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其主要作用是军事防御。在明长城发挥其军事防御功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军事活动为中心的聚落遗址。明长城区域军事聚落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军事聚落集中于长城以南、战事多发的地域。军事聚落的分布与双方战争形势以及具体军事活动有关。     

军堡中的里坊制——一项建筑社会学的比较研究

里坊不仅存在于古代城市和乡村聚落,而且被移植进明代长城边防军事堡寨中。经过大量实地踏勘,发现以军事建制为主的明代边防地区修建了上千个军事聚落,遗存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也有上百个,里坊居住模式也普遍存在着,居住形态表现在建筑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通过对明长城军堡与里坊制在社会学和建筑学两层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军堡与里坊均是集防御与居住于一体的聚落,军堡与里坊实际上是同一种聚落形态的不同表达方式,以至军堡与里坊具有建筑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一致性。     

明代河北军事堡寨体系探微

军事堡寨聚落的研究是乡村聚落史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堡寨是一种防御性聚落。河北军事堡寨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当地传统聚落的发展密切相关,又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同时,也受明代大规模重修长城的推动与制约。通过对河北明代军事堡寨的调研和资料的归纳整理,分析军事堡寨的成因,探讨其修建过程,并着重总结军事堡寨的分布规律及类型和特征。     

李化龙抚辽研究

辽东地区在明代北边防御中占有重地位,在这一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名臣良将。其中在万历二十二一二十五年期间担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辽东地区建树颇多。任内防御倭寇,抗击蒙古诸部,开放义州木市,稳定了辽东的局势,为辽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代女真与汉族的关系——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四

明代辽东档案系明朝辽东各官署的文件,现存一千零八十卷,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这批珍贵的档案,载录了明代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也详细记述了开原、抚顺马市的具体情形。现据此档,结合有关文献,对明代女真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的若干问题作些探讨。     

传统堡寨聚落形成演变的社会文化渊源——以晋陕、闽赣地区为例

民居聚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出异彩纷呈的形式。所研究的堡寨聚落就是这诸多形式中,兼具居住与防御功能的堡寨型聚落。地处黄河流域的晋陕地区,在君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了表现尊卑、主次、内外的君统聚落。而地处东南沿海的闽赣客家,虽同属汉文化的后代,却在宗族统治和慎终追远的思想作用下,在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其不同于晋陕聚落的实用、平等、内聚的独特宗统聚落。通过对同源文化、不同地域堡寨聚落发展演变过程的比较剖析,揭示社会文化对堡寨聚落形成演变的影响。     

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看中国早期城市起源

郑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古文化发展连贯,尤以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最为丰富,考古发现揭示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西山古城及其周围地区同时期聚落密集,群聚现象明显且存在着一定分级。从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与规模、功能区化与规划布局、奠基与祭祀遗存以及防御功能来看,其政治性特征明显。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与周邻地区的北辛、双墩、大溪、大汶口、薛家岗、崧泽、屈家岭等文化关系密切,聚落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功能更加突出,可能为一个商贸中心。西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因血缘与政治上的朝贡关系而形成并兴起的政治性城市与商贸性城市并存的模式,在中国早期城市起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明后期以郑若曾为代表的海权思想

明代后期,经济、政治、军事合力下海权思想正式萌生。郑若曾的海权思想认为,加强对沿海岛屿、沙洲的防御控制,对海上交通要地会哨巡防,都可以强化国家对海权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他首次将海洋经济与海防相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但这种海权思想仍处于萌芽阶段,且有着先天的不足。它与马汉扩张型开放式海权理论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海权思想从明代产生开始,就存在主权型内敛式特点。     

辽宁境内明长城考察发掘的重大成果

辽宁省考古所与省长城赞助办公室，对辽宁境内的明长城，经五年的考察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一、发现一片石古战场和万里长城第一桥；二、考定明代辽东镇长城的东西两端；三、认定九门口长城是巨大的防御体系。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代言官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个案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动中，党争激烈，门户角立。晚明党争往往由言官发起，并成为其中主导力量。在封疆案中，言官不顾国事，党同伐异，掣肘疆事，今熊廷弼一筹莫展，致使辽东战事失利，明军丧师失地，熊廷弼死于党争，东林诸君子受牵连诬害。言官卷入党争，无论动机好坏，均于国事无补，是导致明朝灭亡的要因之一，而阉党更负主要责任。     

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变迁——以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为视角

辽东地区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占有重要地位,努尔哈赤苦心经营辽东,最后清朝入主中原;万历皇帝荼毒辽东,最后殃及子孙;李成梁虽镇守辽东,功不可没,但是舍弃膏腴之地的六堡,失去重要的军事基地,使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努尔哈赤、万历皇帝、李成梁对辽东的经营和管理,透视出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历史变迁。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研究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历史文化信息,对其发生机制、演变脉络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发掘与研究,可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提供理论依据。笔者通过对明代沿海防御卫所建置的起因、沿革、空间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证明了明代海防体系是我国第一次建成的、以对外防御为首要功能的沿海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严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层次性;同时,通过对明初海运作用和重要性的分析,及对元、明海运航线比较,证明了明代沿海防体系具有保卫海运航线与贡道安全的重要作用。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殷商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

殷商国家施行"都城居中"的选址原则,通过建造都城的多重防御设施,构建都城外围的军事防御屏障,并在周边地区分设若干军事重镇环带,建立周边地区的军事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配之以四通八达的干道网和驿站制度,从而形成国家军事防御体系.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