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日本、西欧、美国的产业政策

本文探讨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作用及其在政府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作者述评了二次大战后工业国实施产业政策的背景;不同类型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对经济复兴的作用;产业政策在日本政府指导型经济、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美国高度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推行和具体措施,指出其成败得失及其对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借鉴意义。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社会成就归因?——基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R2014) 的数据,运用Amos23.0软件建立的基础中介模型与SPSS22.0软件的Process插件程序建立的控制中介模型,综合测量了社会公平感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别对社会公平感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家庭因素则发挥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仅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间具有中介效应.政府应努力构建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逐步恢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社会公平信心,使得其个人能力的效用发挥至最大.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并尝试探究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层面的积极特性(如较高的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有体育爱好)分别对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产生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和文体爱好并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中介机制,只有认知能力起到微弱的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效应通过认知能力作用于同伴接纳度。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何以为家?独子老人的代际关系、养老观念与养老安排

本文在老龄化、少子化社会背景下,通过分析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文化观念和个人因素三个角度分析独子老人养老安排及其影响因素,讨论独子老人面对的养老问题.研究发现独子老人及其子女的经济状况、独子老人的养老观念对养老安排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尽管代际关系不是养老安排的直接影响因素,但代际关系中的情感亲近...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1978-2008： Inequality and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但教育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本文使用CGSS2008数据,检验户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在1978至2008年期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初中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没有变化,高中和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保持不变,表明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自1978年以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显著,而且其作用持续上升;因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有上升趋势。要理解改革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结构及其演变,除讨论阶层不平等外,尚需关注影响居民教育决策的微观机制。     

员工学历、企业绩效与人均工资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一大批获得高学历的人才进入社会,这将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过,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高学历人才对个体企业究竟能否起到预期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从生产率的角度解释员工学历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影响,从企业角度研究员工学历对于人均工资的可能影响。运用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实证检验员工学历对于企业利润率与人均工资的可能影响,结论认为:(1)员工学历与企业利润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员工学历对于企业绩效可能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平均学历并未通过出口而增强对利润率的影响;(2)员工学历与人均工资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通过出口而增强,这从企业角度再一次证明了学历对于求职者以及工人的重要性。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     

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在华扩张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基督教传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美国在华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论述了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背景与动机,发展的情况及特点;并对其对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分析。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